年轻人进工厂还是当骑手，成了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其实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
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进入1万美元大关，迈过这个门槛意义重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8年最新的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GNI低于995美元的低收入国家，996-3895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3896-12055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1205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很多年前，我们认为美国人收入高，一个水管工就能养活一家人。正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现在中国部分地区也达到了，时代不同了。
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鲍莫尔病。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具有创新、规模效应、技术进步影响大、人均产出增长快、生产率增长快的“进步部门”，泛指制造业。另一类是创新少、技术影响力弱、缺乏规模效应、生产率提升慢的“停滞部门”，一般指服务业，包括教育、市政服务、演艺、餐饮、娱乐休闲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的提高，停滞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高，单位产品成本会继续上升。而且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不存在价格弹性，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需求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会更多。然后，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停滞部门。
比如做一顿100人的晚餐，100年前需要10个厨师，现在依然需要10个厨师。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0年里，汽车生产线已经从手工生产跃升为全自动生产线。以前需要90人，现在只需要20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的提高，人们对外出就餐、按摩、看演出的需求增加了。然后，更多的劳动力会从汽车制造业流向厨师、按摩师等低生产率行业。
这种现象有其弊端。在国家层面，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因此被称为鲍莫尔氏病。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制造业劳动力不断向服务业转移，与之相伴的是宏观经济GDP增速的下降。
但同时，鲍莫尔病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在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子岗位往往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岗位，这往往意味着就业范围的扩大，不那么高技能的人也能找到工作。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人有了工作，工资长期保持上涨。
发达国家都发生过鲍莫尔病，服务业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在涨。但与此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价格却下降了。所以，100年前，厨师买不起汽车，但是今天，一个水管工可以买得起汽车和电脑。这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橄榄型中产阶级。
这不就是我们多年前羡慕的“庞大的中产阶级”，一个有稳定器的社会吗？
所以鲍莫尔病，更客观的说，应该叫鲍莫尔现象。是制造业创造的财富向“劳动”要素转移的重要途径，即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而且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制造，更需要销售；不仅要供给，还要需求，这样才能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那么，鲍莫尔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和可持续、包容性增长。
鲍莫尔现象是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的发生和发展是可取的
最初，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一些行业的工资会上涨。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没有提高，共同富裕从何而来？要提高工资，必须从利润较高的行业入手，这些行业往往是创新型行业。华为员工工资肯定高，大厂员工工资肯定高。
事实上，因为离互联网更近，骑手的位置是一部分人离互联网红利最近的位置。虽然这个奖金和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比起来不算什么。但这个奖金还是能让他单位时间的工资更高，比在电子厂上班划算。这就是他们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
另一种传播方式甚至是区域传播。华为附近的烧烤摊价格会高一些，因为下班后吃烧烤的华为员工可能对价格不太敏感。推而广之，深圳的价格会比哈尔滨高。这也是行业红利在区域内的扩散过程。一些工人在这一轮红利扩散中获得了更高的工资。
有分红的行业会慢慢上升，没有分红的行业会受到挤压。
挤压的结果也很复杂。要解决缺工问题，必须提高工资。所以制造业要年轻人进厂，就要涨工资。想涨工资，就得增加利润，产业升级。所以最终只有能够转型升级的制造业才能生存。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
其实在制造业，AI和数字化都在不断进步，工人也面临着机器的竞争。有些人的工资会下降，甚至失业。
希望通过人为维持工业比重甚至降低服务业规模，让更多年轻人进入工厂，就能“治愈”鲍莫尔病，这是不现实的。只有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来代替服务行业的人力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时候失业就会成为问题，少数发明生产机器的人就会拿到原来劳动者的工资。这就是贫富分化。
所以要小心翼翼的在进厂和当骑手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这个平衡过程中，市场的博弈结果远比人为调整甚至诉诸道德说教要微妙得多。
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刘远举
校对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