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 《云中记》 作者 阿来 　　

　　为什么我写了《云中记》？因为我经历了汶川地震，目睹了非常震撼的死亡场景，目睹了最绝望最悲伤的时刻，目睹了人类在自救互救中最惨烈的挣扎和无私的友谊。所以我经常有想写的冲动，但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我又多次压抑了这种冲动。为此，我不得不承受那种时常袭上心头的负罪感。 　　

　　 《云中记》阿来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这次地震中，很多村镇在被洗劫一空后获得了新生，也有一些村镇和很多人一起，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不只是沉湎于悲伤的哀悼，而是写生命的庄严和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写肉体的堕落和伤害，就要写深沉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写灵魂和精神的走向，这就需要一种颂歌的语调。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之光，由弱变强，照亮世界。就算这道光不能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照亮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要写出这种光芒，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语言。必须优雅庄重。我们要让自己的情绪饱满，但同时也要有所克制和保留。要让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像诗一样歌唱。 　　

　　这样的语言已经存在于神话和宗教的歌唱中。当神话时代已经过去，重新铸造一种庄严的语言来书写当下的日常生活和灾难，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科学时代，神圣之光已经褪色。如果文学执意歌颂奥德赛英雄，自然会与当下流行的审美保持一定距离。 　　

　　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书《史诗》中说：“在我看来，史诗——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决定性特征是英雄主义精神，这更具有讽刺意味。”他还说但丁、弥尔顿、沃尔特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与我有些隔膜的话，惠特曼才是我所理解和热爱的。布鲁姆说，惠特曼的英雄精神“可以被定义为坚持不懈”，“或者可以被欣赏为不懈的远见卓识”。在这样的视野中，你看到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 　　

　　我来的族群里有一个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信仰。它的核心本质不是臣服于一个代表终极秩序和神力的神或教皇，而是尊重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这种信仰认为，除了有血有肉的身体，还有一个美丽的灵魂。两者同时拥有才是真正的人。他们的神也是部落历史上存在过的，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真英雄。这种信仰与纯粹宗教的区别在于，后者只需要服从，而前者能激发凡人潜在的英雄品质。 　　

　　这与斯宾诺莎所倡导的自然神性是一致的。斯宾诺莎说，“这是我对上帝的概念，它结合了深厚的感情和对经验世界所显示的高超理性的坚定信念。按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称为‘泛神论’的概念。” 　　

　　要表达或相信这种价值观，必须伴随着一种诗意的语言。我熟悉这样的语言系统。在进入《云中记》的写作时，我可以从我的第一母语，也就是所谓的贾蓉那里转移出泛神泛灵的概念——不，说这个概念不正确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泛神论对汉语的感知方式。这并不是说照搬这个语言体系就够了。一门古老的语言，已经不能完全胜任从当下世俗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诗意和神性的任务，更何况在写地震的时候，还会碰撞出一整套科学的地理术语，其中既隐藏着可能性的诱惑，也处处隐藏着失败的陷阱。 　　

　　尽管如此，我仍然把这种语言，这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随着场景的展开和人物的动作，我总能捕捉到超越现实生活和基本事实层面的超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并不时呈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可以从自己的方向产生意义，而不是被一般的经验所束缚。我们不会因为对现实主义过于狭隘的理解和对现实再现的执念而被现象淹没。 　　

　　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文言文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多伟大的时刻，一个人的生命与周围的事物相遇，物与我交融，如“缠绵的蝴蝶一直舞，妩媚的莺儿只是啼”，如“何处花瓣已如泪流，寂寞的鸟儿唱出哀怨”。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身心都在，感官全开，语言融情与意于一体。 　　

　　《云中记》这本书在展示人与灵魂、人与大地的关系时，必须着眼于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着眼于人们对自身情感和灵魂的自我反思。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迪和召唤的经历，正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述事情的同时很好的表达和控制情绪的能力，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在中国文学巅峰时期的诗歌，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有音、有隐但意义不明显的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最美的，最美的。至少在这本书里，我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我想护送我的英雄沿着一条由文字开启的美学大道一路向上。 　　

　　最后一句，我前面说过，贾蓉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进入这个世界并感知它的第一条路径。当我开始写作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愿意把这种被很多人称为汉语的语言称为汉语，因为它是全世界华人共同使用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汉语称为我的第二母语。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两种语言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了我巨大的滋养。(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