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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以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重要美学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研究所教授)   

  

  “美学”溯源   

  

  美学最早是在18世纪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提出的。美学一词原指三个研究对象:感性研究、审美研究、艺术研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在古典美学阶段,艺术的目的是表达理想的美,艺术就是美。在古典美学的代表作——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美”几乎是“艺术”的代名词,都来源于“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所以这三个概念并不冲突。   

  

  黑格尔重要著作《美学》认为这门学科应该以“艺术哲学”为主,而不是主要讨论“美”。黑格尔之后,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艺术”被明确分离出来。近代以来,艺术实践在促进审美与艺术的区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不诱发“美感”,不给接受者以“审美愉悦”。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分析美学”(中文一般译为“分析美学”)只谈艺术的哲学。   

  

  中文的“美学”概念是19世纪末从当时的日语翻译过来的。“美学”一词的含义,固定为专门研究“美”或“美学”的理论。有时,中国学者对美学的讨论因这门学科的名称而有失偏颇。但只要大家都知道“美学”这门学科主要是讲艺术的,那还不如继续用下去。这一学科在中国已经繁荣发展了一个世纪,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学者,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继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之后,21世纪以来关于美学本质的讨论被称为中国美学的“第三次高潮”。与以往的美学讨论不同,现在的美学讨论实际上是被当今文化的剧变逼出来的,这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符号”与“美学”的邂逅   

  

  它是美学理论的跨学科讨论,几乎等同于“艺术哲学”。哲学有很多流派,也有很多传统,在讨论艺术的时候各有各的观点,因此有现象学美学,本体论美学,分析美学等等。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符号美学”是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艺术进行的哲学思考。   

  

  符号学是对意义的研究。符号学不是“舶来品”,也不是“西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符号学大国,但直到一百年前,赵元任才将这门学科(而不是翻译西文)命名为符号学。《周易》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解释世界上任何变化的符号系统;先秦诸子研究社会中有意义的活动,但名家和墨家付出的努力更多;汉代的阴阳五行哲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兴盛,佛教中的象征思想(尤其是因明、认识论、禅宗)非常丰富,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清代心学和学术。这些丰富的意义理论遗产使得符号学在中国蓬勃发展。   

  

  为什么要特别讨论象征美学?因为符号学的目标与当代艺术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契合,符号是“承载意义的感知”,任何意义都必须由可感知的符号来承载、传播和解释。符号学是对意义的构建、传递和解释的研究。用符号学研究艺术,就是要问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的意义是什么,艺术处理的共同规律是什么。   

  

  也许黑格尔是赋予艺术意义的最重要的人,他的第二卷《美学》的开篇题目是“(艺术)符号作为符号”,所谓“象征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品质。这也是当今艺术发展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艺术的意义是什么?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繁荣,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艺术在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快速发展。艺术家的创新越来越引人注目,大量新的艺术风格出现。这种“创新狂热”导致实验艺术的潮流,各种新艺术样式的更新速度往往突破现有的艺术壁垒。艺术实践不断突破自身,给艺术研究带来巨大挑战。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艺术研究中提出了“后符号学”甚至“反符号学”,旨在处理艺术文本中大量令人困惑、非理性、不可言说的部分。这两种提法实际上只是扩大了符号艺术研究的范围,使之适应后现代文化的实践。它们是符号学研究对后现代文化剧变的适应。他们并没有摆脱象征美学,只是开阔了眼界。   

  

  当代文化迫切需要新美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艺术在当代社会泛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化的商业活动(不仅仅是商品)几乎无处不在,在日常商品的巧妙包装和广告中,在私人和公共设施的装饰中,在色彩斑斓的建筑中,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在节日和其他仪式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中,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胜地的规划和推广中。为什么这些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业需要艺术?因为当今的经济活动,很少有不依靠“艺术”来增光添彩,吸引消费者眼球,增加消费意愿的活动,也很少有不把“艺术”作为竞争砝码的活动。“艺术”增加了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生命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利润是首要考虑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也不需要隐瞒。这也给当代艺术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和上面讨论的“纯艺术”一样重要。   

  

  这是文化问题、社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也许两者都有。那么这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审美问题吗?答案应该是。因为符号学原本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只有运用符号美学的意义生成和阐释理论,才能仔细分析艺术意义渗透社会的具体方式。   

  

  当代文化中的艺术实践   

  

  当代艺术的两个方面可以分为“艺术工业”和“工业艺术”。前者指的是艺术的工业活动,后者指的是商品经济活动对艺术的介入,两者讨论的内容可能有所重叠,但角度正好相反。在纯艺术和纯商业文本的两极之间,   

当代的“艺术产业”与“产业艺术”出现一系列的层次。

  

首先是艺术的商业运作。各种艺术体裁,如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它们本身是超脱于社会庸常生活之上的,是非功利性的。但是任何艺术都需要靠传播才能够惠及观众,没有出版、展览、演出、拍卖、收藏、广播等现当代传播产业,艺术无法接触大众,就会被(哪怕暂时地)束之高阁。尤其是在数字传媒时代,通过电影、电视、网络、广播,以及数字媒介新方式(VR,AR等),能让各种艺术产品与大众深入接触。近一百年前本雅明曾经感叹“(印刷)复制时代”让艺术原作失去了光环。而在今日,冲击当今文化的复制巨浪无远弗届,让人们的生活处于与艺术的“超接触”状态之中,“原作光环”很难存在。

  

其次是作为艺术变体的“生命艺术化”。如装扮、化妆、整容;生命各阶段所需要的玩具、电子游戏、网上“粉圈”、广场舞;面向儿童、老人以及成人业余爱好者的各种艺术类“训练班”“体验馆”“私人教学”等。这些个人爱好式艺术活动,曾经是一部分人的特有活动,现在几乎个个参与、人人有份,在当今社会中构成体量巨大的艺术实践,成为广大群众社会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并且深深融入经济与就业之中。

  

再次是公共空间与时间的艺术重建。公共空间的美化,如室内装修、街道与广场美化;节庆设计的大规模美化,如各大中城市的周末光彩工程、节日活动;旅游设计的艺术化,如“某电影拍摄地”等。公共空间的艺术化是当今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与经济生活有重大关联。

  

最后是商品的艺术化。它与社会经济直接挂钩,包括很多环节上的艺术追求。如商品策划时的品牌命名、设计中的艺术式样设计、装帧与包装艺术化、广告业务、品牌经营等。艺术化不仅使当代社会外貌上显得“美观”,而且使消费经济得以“增强幸福感”。

  

艺术产业与符号美学的社会性

  

以上四种艺术实践,分野不一定,可能也不必分得很清楚,其共同规律是:各类当代艺术,必须在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处理妥当,才能健康地延续下去。因此,核心美学问题是艺术与商品的本质差异与融通方式。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这四类艺术产业或产业艺术都在蓬勃发展,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现代文化理论,尤其是当代欧洲的“左翼”论者,一直在批判“文化工业”。这个理论谱系值得借鉴,但不宜直接套用。英文都是Industry,译为“工业”还是“产业”,意味不同:“工业”偏向机械化生产;称之为“艺术产业”即“艺术卷入社会经济活动”可能比较合适。

  

这些问题还是美学问题吗?是的,它们是符号美学必须处理的新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产品和服务都需要艺术来支持品牌增值,艺术由此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人民对艺术的数量和质量有刚性需要,例如生态环境的美化。它们更是重要的教育问题:中小学大量增设艺术类课程,大学艺术专业急剧扩招,艺术理论教学研究严重滞后。它们还是重要的科技问题: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日益紧密,能否处理艺术创造(例如作画写诗)成为数字媒介技术面临的重大挑战。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传统美学所能回应的范围。传统美学倾向精英主义,经常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美学堕落”痛心疾首,对上面描述的四种社会现象,贬义地称之为“泛艺术化”(又译“泛审美化”)。此种态度挡不住潮流,时代需要一种能对此种局面作出积极回应的全新美学。如此的社会性美学问题,或许运用适宜文化分析的符号美学才能解决。

  

大半个世纪前,德国学者阿多尔诺已经敏感地看到现代社会中艺术本质的翻倒。经典美学的奠基者康德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命题连接艺术中的感性与理性。阿多尔诺讽刺现代艺术卷入经济、考虑盈利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意思是以艺术的“无目的性”为幌子赚钱。当今兴盛的艺术产业,对这个命题来了个再颠倒,阿多尔诺的讽刺变成了恰当描述,立足当今艺术实践的符号美学,正可以从“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命题中产生,艺术产业一方面保持了艺术的超功利性,另一方面用艺术促进产业活动。实践证明,只有在艺术产业中才能保持艺术的活力。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艺术必然从非生产性变成生产性的。“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营利,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

  

艺术在根源上保持了一定的“天性”,即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原则相对立的“非生产性”,但作为社会性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艺术不可能脱离受经济基础控制的社会关系。艺术家也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或产品,也进入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交换。哪怕艺术的发生并不是生产性的,艺术进入社会流通以后,也会成为一种产业活动,这就是符号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9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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