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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8 09:55:29 证券要闻

　　(图片来自互联网) 　　

　　以山为形，以水为脉，广州经历了从蛮荒泽国到南海之都的沧桑历史。无论是在乱世还是盛世，广州总是在来来往往的人群和文化中庇护着游客。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广州是唯一一个开放了两千年的城市。　　

　　在我们第一帝国还只是嬴政的一个梦的遥远年代，黑铁蹄还没有折断六国的脊梁，群星闪耀在君王的宫城。似乎华夏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广阔过，从西边的岐山之地，到东边黄海的仙人岛盐田。　　

　　然而，在诸侯国宏伟梦想的边缘，在已经被水泽淹没的楚国的南端，仍然只有离奇的传说和无法核实的记录。那些被称为“越人”的南蛮子，有一个很可怕的切牙画牙的习俗。他们吃昆虫、蛇、蛤蜊和蛤蜊而不感到恶心。在矾山、玉山一带的群山中，有一座传说中的越人古城。以后历史学家沿着司马迁的脉络描述，要么划入楚王的版图，说“楚亭城”，要么游走于吴越与中国之间，说“南武城”.在比白云更靠南的遥远的南方，皇帝的梦的发情的声音没有侵犯它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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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3年，嬴政挥剑南下，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寿春。在大将军王建入侵江南的同时，辽东和齐鲁相继被灭。然而，这片前所未有的辽阔土地，依然无法满足皇帝“征服天下”的梦想。六国统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两块土地——漠北和岭南，这两块土地是周天子和战国诸侯国从未染指的。219年前，蒙恬北伐匈奴之前，号称“百越”的岭南先民，率先迎击了秦帝国的铁蹄。　　

　　秦时明月天行九歌百越黑仔五(图片来自网络) 　　

　　“自岭至南，唐瑜三代时，为蛮夷之国，百越之地，亦称南越。”( 《通典》 )。郁陵山、凌薇山和尧山是重叠的。对于习惯了中原广袤大地的帝国军人来说，需要以“一次地震就破，有猛士丢失”的决心，深入与世隔绝了几千年的岭南。而且破了文身，刻了臂血的百越人，也不是简单的野蛮人。214年前，秦军主帅屠呦呦战死沙场。秦始皇不愿意这样做，同年派任涛到岭南掌管平月军。任涛与土隋老将军赵佗联手，进入矾山和玉山之间的百越古城。　　

　　五十万大军在水泽的群山上展开，飘扬着黑色的旗帜，沿着两座古老的山脉攀登，任涛和赵佗一直雄心勃勃。两人所见，番禺是一片“负山有海，大开眼界”的壮美景象，北有五岳，东有大海。无论是宫殿兵营还是舟船交通，只要修建得好，守卫得好，此地就能成为易守难攻、物产丰饶的战略要地。在斥候去咸阳玩皇帝之前，任涛和赵佗就在百越聚落的基础上开始建造汉式城市。　　

　　秦军的侵略和掠夺远至今天两广的瓯、珞珈地区。214年前，百越民族终于向任涛投降。正如始皇帝所梦想的那样，岭南地区成了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圣旨从咸阳传下来，岭南定为南海县、项峻县、桂林县。被任命为南海郡司令兼三郡督。他和赵佗一起修建的番禺，自然成为朝廷认可的三郡中心。　　

　　在这座被后人称为“任涛城”的城市里，任涛的生活和事业上升到了顶峰。然而，在岭南三郡归于平静之前，中原王朝在盛世逐渐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前210年，始皇帝东巡时曾下榻邢台沙丘宫。阴谋消灭太子夫差和大将蒙恬后，秦二世胡亥即位。209年前，渔阳大泽乡的一场大雨，“一国怎能亡”的挑战，激起了“大楚兴，陈”的决心。楚汉之间的起义、战争、争霸，再次让中原陷入混乱。在208年之前，生病和焦虑的任涛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临死前，他遇到了和他一起开创岭南事业的赵佗。他在交付南海郡都督一职后，最后告诉赵佗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未来百年的岭南地区和中原王朝：　　

　　“番禺有山之险，阻断南海，东西千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主人，可以建设一个国家。” 　　

　　206年前，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在距离长安千里之外的番禺，赵佗以岭南三郡为疆域，自立为王监利的南越王国，开始了长达95年的割据生涯。在几千年帝王“秦汉武皇帝，唐宗宋祖”的血脉里，小小的不安分的南越国王，并不值得称道。传说南越武王赵佗，据说活了一百多岁。也正是自南越国开始，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字、冶铁业全面渗透到岭南地区，使得百越文化与汉文化逐渐交织融合。赵佗对番禺城的扩建和改造，也使这座城市真正开始成为任涛梦寐以求的都城。　　

　　今天的广州北京路　　

是千年前南越国国都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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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祚近百年，直到公元前112年才在汉武大帝刘彻的雄心霸业中重新归附于中原王朝。斗转星移，汉朝也未能从崩毁和乱世中幸免于难，进入三国时期，曾经的南越国大部分地区成为了东吴治下的领地，秦代郡制也已变更为汉代州制，岭南三郡合并为交州。建安十五年，东吴重臣步骘领交州刺史一职入主番禺。出生于江苏淮北地区的步骘还从未见过此番喧闹绮丽的光景：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水经注》），他感叹于岭南之沧海桑田，番禺之雄奇险要，不禁赞曰：

“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步骘，东吴继周瑜和陆逊之后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孙权称帝后，步骘步步高升，官至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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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五年，已经当上吴王的孙权授意改制交州，他将交州一分为二，除了今雷州半岛，越南中北部和广西南部仍属交州之外，番禺所在的东南地区被重设州份，称广州。这是“广州”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在诸子百家的纵横和雄辩之间，中原王朝的历史渐成满纸雄文。但在湿气弥漫，蛇虫傍地的越地，飘渺的神话和传说却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信仰。

苗族人始终相信蚩尤是他们的祖先，但是对于那些从楚地，或是随秦入侵迁徙而来的汉人来说，断不可相信炎黄的大敌会在这片山雾里庇佑自己。相传，一支周王室旁支的姬姓族人从楚地迁徙入越，受苦于灾祸和土地之贫瘠，此时，有五色仙人乘仙羊从南海飘然至楚庭城，赐下稻穗。仙人腾云而去，而五头仙羊则渐化为石像以保越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则明显有着道家口吻的“五羊传说”几经著述、转录和演变，其本源虽已不可考，但是它意味深长的农业拓殖意涵却深深浸润了广州。在史学家还来不及为之执笔的古老年代，人们总是用神话来表达土地的生命脉络，羊群和稻穗的到来使得广州和珠三角地区摆脱了先民刀耕火种之蛮荒，北方汉文化自西周起不断地迁入，亦深刻重塑了广州和越地的文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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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发兵五十万征服百越，修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先后四年间，有近百万中原百姓翻山越岭，或主动或被动地迁徙至岭南地区。在那个人口总量都只能以万来记数的时代，这庞大生产力的流失成了秦末动乱的祸根之一，但中原文化之繁荣，技术之先进对于岭南来说却是未尝不是天子赐福。在赵佗自立为王的南越国都番禺，汉民和越人的口音经年累月揉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原任何地区的语言。其韵味之复杂多变，将在后世成为人们对广府文化最直接的印象之一。

无论是百越诸族信奉的自然诸神还是汉人的五羊传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广州似乎确实是一个备受庇佑之地，是中原无数次动乱中失意人的避难所。晋武帝司马炎对三国的一统并没有带来繁荣昌盛的国祚，短暂的太康盛世之后是五胡乱华的开端，永嘉之乱中西晋亡于匈奴人刘渊之手，上至晋帝，下至平头百姓，中原衣冠士族和臣民在匈奴铁骑的驱赶下一路悲泣着逃往南方。这是自始皇帝征发百姓入主岭南之后，中原汉人第一次全民规模的向南迁徙。而这被史学家记述为“衣冠南渡”的历史现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唐宋两代，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又先后两次催动汉族向南方避乱生根。他们先后在南京、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弱小朝廷，而在白云以南，广州的人口增长和其繁荣程度也在汉族一代代的迁徙中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永嘉之乱（图片源自网络）

车辚辚，马萧萧，在崇山峻岭间涉险翻越的汉族士大夫们大概从没有设想过，相较于陆路，大海对于广州来说才更像是一马平川的通途。始皇帝的灵渠不仅让他对百越的征伐更加效率，也催使了汉族先进的漕运和造船技术在岭南地区扎下根来。

虽然岭南的巍峨秀美不曾让李白魂牵梦绕，但广州却并不与“诗仙”笔下的盛唐气象绝缘。比起长安满城的车马华盖，广州的奇观都与水相关。帆影遥映着丝路上的驼铃，在地球的另一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建立起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其海岸线自东向西贯通印度洋与地中海。其间，虽然双方在怛罗斯之战中兵戎相见，但阿拉伯人对中土的向往却从未断绝，大海的接壤，让广州成为了许多阿拉伯学者和商贾钟情的寻梦之地。

海上丝绸之路（图片源自网络）

在古代文献中，遥远的西域有一番国被记述为勿巡或瓮蛮（今阿曼苏丹国），该国有一港口名为苏哈尔。公元8世纪开始，苏哈尔与广州往来频繁，广州人把这些从海上来的外国人称作大食番客（大食是阿拉伯帝国的古称）。北宋时期，在官告院任职的苏轼曾经记录过一位身处广州，却名镇汴京的阿拉伯大商人辛押陀罗，称他“尝诣阙庭，躬陈珍弊，开导种落，岁致梯航”（《苏轼文集》）。意即辛押陀罗曾远赴京师面圣朝贡，并在广州负责招徕外商，管理番坊与侨胞，以“广州番长”一职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无数的财富和故事。

阿拉伯人在今天的广州光塔路上建起了伊斯兰宣礼塔怀圣寺光塔。从塔顶望去，珠江烟波浩渺，帆桅如林。在唐宋年间，怀圣寺光塔承载着引航重任，如同召唤信徒一样召唤着那些外国商船停泊在珠江水域上。其中也不仅仅只有阿拉伯人，公元1314年，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从威尼斯启程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于元至治二年航行至广州。站在广州港极目远眺，鄂多立克眼前是一片近乎无穷无尽的帆云船影，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在这片海域上。在回忆录里他提到：“广州之大，三倍于威尼斯。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座城市所拥有的多。”（《鄂多立克东游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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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始皇帝眼中，满嘴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孔儒学子是国之祸根。但在儒生之下，不事生产，专求钻营买卖的商贾却更为低贱。任嚣入越地之后，始皇帝征发数十万中原商人迁入岭南，名为迁徙，实际上无异于流放。白云珠水间，难寻财神踪迹。

但是财神爷并未弃绝岭南，始皇帝的暴虐无意间促成了两广地区漫长商业化的萌发。南越王国时期，以番禺为中心，汉族商人和百越诸族的交易迅速贯通着民族之间庞大的贸易圈，时至汉唐，范围已经不囿于汉越通商。《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作为“通海夷道”的起点，贯通了苏门答腊，印度半岛直至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海上贸易盛极一时。在广州，中原九路财神似乎无法照应海波浪巅上的财路，隋唐时期，屯门码头和扶胥码头上建起了海神庙，人们祈福南海诸神保佑“海波不兴”，托付神明百业昌盛，然后扬帆航向未知的大洋。

广州黄埔区庙头村，南海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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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广州也并非永远是神明护佑之地。公元879年，广州在唐末黄巢起义中遭到围城。遭到朝廷拒绝他求封广州节度使的和谈之后，恼羞成怒的黄巢发兵血洗广州，一时间“满城尽带黄金甲”。阿拉伯史书《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在广州屠杀十二万外国商人，使广州通商贸易遭到重创，直到两宋的重商主义时期才彻底恢复过来。

兵荒马乱的插曲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州从未落后于泉州、扬州等其他港口重镇，而明清海禁开始之后，朝廷圣旨敲定“一口通商”，广州自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对外港口，催生了“广州十三行”这个亦官亦商的群体。诗曰“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朝廷指定的对外贸易垄断地位使得广州十三行商人的财富等级丝毫不逊于两淮盐商和山西晋商。道光年间，民间传谚“潘、卢、伍、叶”四大十三行富商，伍家的伍秉鉴，其财富已经不能用“富甲一方”来形容，他涉足英属东印度公司、旅昌洋行和美国铁路的生意为他积累的财富几乎占当时整个清朝收入的五成，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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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历时一百五十年的广州商馆和十三行历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史称“西关大火”的灾难中化为灰烬，广州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上海和香港取代。沉沦至20世纪初，两广总督张之洞决意复兴广州，除了洋务运动和兴办实业之外，他也提出了“修筑堤岸，商务自必日渐兴起”的设想。参考香港的经验，张之洞开始在广州推行“骑楼”的设计和兴建。1918年开始，广州逐渐拆除了自秦末起的古城墙和近代西关建筑，取而代之的，是绵长四十公里的广州骑楼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