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歌在艺术表现和思想内容上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杜甫诗歌中蕴含的道德情感问题。 　　

　　

　　 　　

　　

　　一、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感的表现 　　

　　

　　1、 忠君爱国之心 　　

　　

　　在杜甫那里，忠君和爱国是分不开的。苏轼说自己“饭后不忘君”，而杜甫也在《咏怀五百字》表明了自己的心意：“葵火面向太阳，其物性难夺”。忠义在杜甫那里成了一种天性，虽然其根源来自于“遵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然而，在混乱的生活中，渴望国家统一、稳定与和平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正因为如此，当涉及到国家的时候，他不仅可以自问“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敢不敢爱死”(《岁暮》)，还可以对他的朋友严武说“在危机的时候不要爱自己”(《奉送严公入朝》)。在送别一位可能身在朝鲜、前程似锦的伟人时，人们无不说着祝福的话，唯独杜甫，本着儒家“君子爱之以德”的精神，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说出如此激昂的话，其中的爱国之情和对国家的焦虑是如此强烈。杜甫一心想着国家的统一和世界的和平，“因不眠之夜和战争而无法努力”(《宿江边阁》)，“这首歌什么时候结束？”即使在生命的尽头，诗人也感叹“战争的血还在流，军队的声音还在动”(《岁晏行》)。此时诗人已是穷极潦倒，但仍不忘时局，为天下太平担忧。 　　

　　

　　安史之乱前期，杜甫、高、等五人游览了慈恩寺塔并题诗一首：“.表达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安史之乱杜甫身陷叛军，却不忘国家大事。考虑到军事国家的大局，他写下了这首诗“你怎能附书于我军？不要等到明年抢”(《舟中抒怀》)。至德二年(757年)杜甫在贼中，得知叛军围攻太原，意欲北驱，沿河而下，直取甘肃，威胁唐肃宗驻地。在化州时，杜甫写了《悲青坂》，分析了唐军和贼兵的情况，提出了行军的策略和路线。且不说杜甫的分析和建议在当时的军事价值，光是这个洞里所能看到的爱国精神就足以感动古今。 　　

　　

　　如果说杜甫的忠君表现在他对“君”的批判中，“侧庭流血成海水，吾皇之意开侧不足”(《塞芦子》)，杜甫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唐玄宗：“杀也有限，国有自己的疆域”，即在《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诗人表现出对王朝和君主的忠诚，而像“唐尧自圣，野旧复如何”(33333“关中孩子管教不好，张厚却郁郁寡欢，忙忙碌碌”(《兵车行》)；“贵人虽不仁，视女如蒿草”(《咏怀五百字》)；“据说忠臣中女性居多”(《秦中杂诗》第3期)。除了“怨恨”，这些诗句还包含对“君主”和当权者的愤怒。但是，愤怒的背后是忠诚和爱，是这个群体的希望。 　　

　　

　　在儒家思想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政治理想，这一理想也成为杜甫的人生信念。很自然地，他把基本的政治道德3354，忠君爱国，在儒家的这种理想下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并在诗歌中真诚地表达出来。杜甫的政治抱负是“为君，尧舜，然后使风俗纯”。他关心整个世界。虽然“世风日下”在当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他看到的都是“世界末日”，杜甫积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他的坚持使他始终保持着儒家的热情和正视现实的勇气。 　　

　　

　　 　　

　　

　　2、 忧民爱民之情 　　

　　

　　说到杜甫的“忧国”，人们总是用他的“忧国”来谈。杜甫对君主的忠诚与他的爱国主义密切相关，他的“为民”不能轻易与“为国”相统一。因为杜甫的“国”是统治阶级的国，包括他自己。至于“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对他们来说，不管谁来统治，结果都是种地拿粮。当时的安史之乱本质上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民族矛盾并不是战争的主要方面。普通人只是两个政治集团推动下血与火的牺牲品。在诗中，杜甫对苦难的人们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严肃地正视那个时代的现实。但他的“为民”又不能背弃唐朝的根本利益，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妥协之道，这使得他的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显得十分痛苦。 　　

　　

　　在《忆昔二首》中，诗人对遭受苦难的人们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当他说出这样一句悲愤的诗句“眼干骨可见，终有天地无情”的时候，也指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和情感方向，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最后死去的人有没有义务继续为唐朝效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杜甫合上笔，转过身来：“我军取了襄州，天天看着，很难知道贼是什么意思，就去军星散营。粮近老垒，练卒尚在京，掘壕无水，牧马亦轻。是王世顺，养的好。送别不要泣血，他的仆射如父如兄。”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说所谓军役轻，官惜兵，似无危险。恐怕连杜甫自己都不敢真的相信。但他只能这样做梦，用它来安慰年轻的士兵和他的家人。 　　

　　

　　《遣遇》年，杜甫写了一部婚姻才子。 　　

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写出了她的不幸与悲哀，而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的深明大义，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是凄惨至极，诗人对他充满了同情，但他在诗的篇末还是让老人喊出了“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豪壮的调子。新娘与老人的形象未必就不真实，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必然有更多的新娘与老人是不愿走向“死亡之地”。而杜甫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形象，乃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样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体现了杜甫入世、救世的儒家道德情怀。

　　

时代的苦难，人民的不幸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记录在了诗中，虽然不能改变现实，但杜甫还是表现出他的执着，他苦苦的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宿石花戍》）。他幻想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蚕谷行》）。读到这些诗句，使人不免想起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孟子的“五亩之宅，七亩之郭……”的政治理想。杜甫在他的诗中一次又一次地给苦难中的人民描绘美丽的生活图景，他希望能给苦难中的民众一点希望，一些温暖。

　　

忠君爱国是儒家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君与民在儒家是用中庸来调和的一对矛盾关系，在像安史之乱这样动荡的乱世，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情感的天平，一头是“君”，一头是“民”，杜甫在他的诗歌中把这种感情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他不因“忠君”而丧失良知，无视人民的苦难，也不因“忧民”而背弃李氏王朝。尽管这使他灵魂备受煎熬，而他却能在自己的诗中自然地、真挚地表露出他在这方面的合乎儒家政治道德的情感。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杜甫获得了“诗圣”这样一个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其深刻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3、 五伦之内的“仁爱”

　　

儒家思想是一种情感哲学，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在宗法制度中的位置，儒家将各种关系，归结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妻子、朋友，牢固和发展各种关系所依靠的是“仁爱”，而爱是自然的，由近及远的来发展。妻子是丈夫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朋友虽然不在宗法之内，却是社会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仁爱”精神就是从这些关系开始并向外发展。因此在杜甫的诗中，写到妻子、朋友的诗不但多，而且也很感人。

　　

妻子是杜甫诗中一个鲜明的形象，杜甫诗中写到妻子的地方总是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客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我们都能从中体会到诗人的深情。杜甫一生多难，特别是四十岁后，几乎没过几天好日子，妻子杨夫人也饱受饥寒之苦，因此杜甫对妻子总有一份歉疚之感：“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村三首》其一）。在成都草堂那段日子，杜甫一家居所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了一点兴味，这时杜甫的歉疚之情才有了一点释怀，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这样的诗句中，我们不但能看到杜甫的喜悦，更能从中感受得到他对妻子的爱。当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时候，欣喜若狂的诗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与妻子分享这个喜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笔下的妻子总是那样的可亲可近，可敬可爱，在苦难的生活中她没有抱怨，她担负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丰呈严公》）；对漂泊在外的丈夫她没有埋怨，更多的是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不仅如此，杜甫笔下的妻子还有着非常女性化的一面：“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的形象，她不同于举案齐眉的孟先，嫁了个有德的梁鸿，非要“椎髻布衣”。儒家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比较合乎人性、人情的风格，在杜甫的诗中表现的非常显明。在《北征》中，杜甫借写小女儿，调侃久别的妻子：“粉黛亦解苞，衾绸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把儒家的道德感情在诗中表现得是多么富于温情。

　　

杜甫描写友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杜甫的交游很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李白的交往。自古文人相轻，而杜甫却以宽广的胸怀，坦诚热烈地赞美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敏捷诗千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天才，说李白能名传千古（“千秋万岁名”）。更感人的是李璘事件之后，李白弄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杜甫说：“吾意独怜才”。他曾写诗为李白抱不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怀念李白的诗篇是那样的情深意切，读了“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间最美好的情谊。闻一多说李杜的交往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到了一起，他们辉照历史的友情，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更重要的是杜甫的情。

　　

读杜诗总感到杜甫走到哪里都有朋友的帮助，也正是众多朋友的无私援助，使杜甫能在乱世活下去。对此杜甫心存感激，在《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杜甫歌颂了穷朋友间的深情，战乱中偶遇老朋友卫八，受到卫八热情的款待，诗人写下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的动人诗句；在全家逃难山中，雨夜路过彭衙，杜甫又受到了老朋友孙宰一家的热情接待，“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一种朴实、真诚的友情是多么感人。

　　

　　

4、 五伦之外的仁爱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熟悉而又算不上朋友的人，有许多不大熟悉的人，还有偶遇的陌生人，对于人际关系中的这些人，杜甫能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对待。

　　

杜甫一生中许多时候生活极为不安定，时常迁移，无论住在哪里，杜甫都能和邻人友好相处，《羌村三首》中，邻人对杜甫的热忱，折射着杜甫对他们所倾注的爱：“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在成都草堂有五株桃树，杜甫允许贫苦的邻人来采摘果实。他说：“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就是从夔州襄西草堂迁走后，杜甫也不忘写信给借居于此的吴郎，叫他不要在堂前插篱笆，要顾念那位来堂前打枣的无食无儿的西邻老妇。诗写得通俗、平淡，但对老妇的同情关爱是那样的真切。“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这又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的尊重。

　　

晚年到处漂泊的杜甫深感“乱世少恩惠”，但他却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忘“爱人”之心。在由秦州到同谷到成都的途中，杜甫过着拾橡粟宿山谷的生活，但在看到山峦高处的伐竹者时，杜甫吟出了“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在过嘉陵江是，看到船夫险滩行船，在赞美他们高超技术的同时，诗人更关切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杜甫对他人的痛苦体验是极深的，并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新婚别》中新娘子身份的尴尬：“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中被征发上前线的老夫与老妻别离时相互怜悯与安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如果没有深切的关注、同情，没有博大的仁爱精神，怎么可能如此深刻的表达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而这些人恰恰是杜甫所不大相熟的普通人。

　　

许多人在身处苦难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而杜甫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从京城回到奉先县的家中时，杜甫的小儿子已经饿死，诗人没有只陷于个人的悲痛之中，诗人想到自己可以免去租税与兵役，而平民的痛苦就更不堪言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在成都时，草堂被风吹破，诗人终夜在寒冷凄苦中，也不止于自叹，而更进一步想到了社会上众多的受冻人，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他由衷的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唤，这种“一肩担尽天下愁”的圣人情怀是何其感人。

　　

　　

二、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感的根源

　　

诗如其人，杜诗中的道德情感是杜甫思想感情在其诗中的真实流露。杜甫曾多次在诗中自称为儒生，他的道德情感就根源于孔、孟的儒学。其行成可归为三个方面。

　　

首先：杜甫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仕宦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的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膳部员外郎，同时还是当时一位有名的诗人，父亲杜闲是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生活在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仕宦家庭，杜甫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熏陶。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奉儒守官”是杜甫一生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在早期虽包含了更多的个人功名利禄色彩，而在杜甫四十岁以后，“奉儒守官”在他更多的是儒家积极入世、救世的情怀。

　　

其次：原始儒学的品质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在对古代诗歌广泛的学习与继承中，也必然很好的继承了其中的儒家思想与道德情感。在儿子宗武生日时，杜甫曾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这虽然主要指诗的句法，艺术表现上的家学渊源，但并不排斥道德情感的继承。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这是因为儒家的思想是一种情感哲学，它和诗歌有着很强的亲合性，这就使杜甫不但能从古代诗歌中去很好的继承这种道德情感，也能够在他的诗歌中去很充分的表达这种情感。

　　

再次：杜甫的人生与社会经历，对他的思想和感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35岁长安应试，遭逢李林甫阴谋而落第的杜甫，在此后一直仕途失意，生活困苦，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在长安十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与辛酸中，杜甫体味到了当时的世道人心。安史之乱后多年的流亡生活中，“三年饥走荒山道”使杜甫感受到了乱世中生存的艰难，“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幸达行在所三首》）。虽然从长安有幸逃到了凤翔，到了皇帝的身边，但其中的艰难危险使杜甫感到在这样的乱世活着只是暂时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弃尸荒野。

　　

原始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对乱世中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是原始儒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孔、孟儒学中的“仁爱”精神，富于人情味的道德情感，能够给乱世苦难中的人们一丝温暖，一些希望。杜甫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真切地体悟到这一点对乱世中的人们是多么的珍贵。他把这种体悟变成了自己思想情感的一部分，在他的诗歌中将其放大释放出来，用它去温暖那个冰冷的乱世。

　　

　　

三、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感的影响

　　

士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其性格的形成自汉代以后，首推儒学（其次有道学、佛学……），唐代以后儒学的这种影响又多了一个有力的渠道——杜诗。这是因为杜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诗中所传达的深厚诚挚、充满仁爱精神的儒家道德感情。

　　

宋金交替时期的民族英雄李纲、宋元交替时期为国献身的文天祥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李纲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杜子美集序》）。这可以看作人们之所以热爱杜诗的一个总的说明。文天祥被俘之后，羁押在燕京狱中，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陪伴他的惟有杜诗。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我们可以想见杜诗中所表达的伦理精神，对他们的人生选择所起的推动作用有多巨大。

　　

诗歌创作是古代读书人的日常功课，古代学子，在读完“三、百、千”之后，平常接触最多的当属杜诗。因为杜诗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对杜诗的广泛模仿从宋代就开始了。由于读书人的需要，历代文人学者，也热衷编纂、校订、注解、选编杜诗（在诗人个人选注中杜诗占第一位，传世与存目近千种），坊间也乐于刊刻，它是历史上的畅销书，在古代社会中是非常普及的。杜诗中的道德情感也必然在这种广泛的阅读、模仿中渗入到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了。因此，说杜诗对后世文人士大夫性格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绝不是夸诞之词。

　　

中国优美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诗词对读者思想情感的陶冶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杜诗发扬了儒家思想中富于伦理价值的一面，于陶冶之外还有教化的作用，杜甫诗歌对古代读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施之于今日的教育之中，也当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