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基础是什么？
(玉佩、M1集团、忻州、蠡县吸引游客。本次展览将持续到4月5日。彭波摄)
石之美在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国家。由于玉具有温润自然、质地坚硬、质地细致的天然特性，历史上人们将玉的特性人格化，并赋予了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受到了历代仁人志士的推崇。玉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广泛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传播9000年灿烂的玉文化历史，展示中华玉文化的精神气质，长沙博物馆以“玉魂”为名，举办了我省首届“中国古代玉文化展”。以展览历史为主线，通过410件(组)精品文物，将中国玉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清代四个部分。阐述了玉器的内涵以及中国玉器发展过程中的神圣化、礼仪化、道德化、审美化等特征，展现了独特的中国玉文化。
从石器分化到“以玉载礼”
玉器的制作脱胎于石器，是人类在原始美感指导下不断探索的结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对石头的鉴定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虽然我们不能制作真正的玉器，但毫无疑问，长期的实践使我们的祖先积累了大量鉴定石头或玉的基本经验，并发明了新的加工石器的方法，如打磨和钻孔。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孕育了璀璨夺目的玉文化。
(禺期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距今6500-5300年)，M27，洪江市高庙上层文化遗址，2004-2005年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玉器出现在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东北边境双鸭山市饶河县，距今9000年。他们的发现成为东亚地区有系统使用玉器的最有力证明。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器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于中国东部的半月形沿海地区，北起辽河流域，南至广东石霞文化。其中以距今5500 ~ 5000年的红山文化和时代相近的良渚文化玉器最为发达。无论是红山玉的大气古朴生动，还是良渚玉的精美细致严谨，都代表了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
孙家岗遗址作为湖南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积淀了距今3800年至4200年的主体文化，属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当时，在中原大地上，中国第一个王朝霞王朝正在诞生，王琦教逐渐南传，突然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而各种精美玉器的流行就是这种变化最显眼的标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2018-2019年澧县M149孙家岗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100-1700年)饰有肖佳屋顶文化的獠牙雕像玉盘)
孙家岗遗址出土的一尊獠牙玉雕是此次展览中最具特色的玉器。它的两面装饰着完全相同的图案，分别是高冠露齿的神人阴阳纹。它的脸型、五官端正，但眼睛和獠牙巨大，狰狞可畏，塑造了先民心中“始祖神”的形象。用尖牙表现神性是中国史前艺术形式中的普遍现象。第一，人们以为在人脸造型中加入獠牙，不仅可以赋予人神性，还可以将其升级为神，凸显部落首领的神秘和权威。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考古文化仍在探索之中。目前是可以的
夏朝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些象征性的武器和工具与商朝非常相似。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的琪宇和禹越脱胎于兵器。虽然它们不再具有实用功能，但作为象征王权威严的礼仪器具，却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作为夏朝玉器的标准器具，它们向观众作了极好的展示。商代，随着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玉器很快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切割、珩磨、钻孔、抛光等技术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到商代晚期，中国玉器达到了自红山、良渚文化以来的第二个高峰。玉器种类繁多，工艺精湛，用料上乘，独树一帜，对后世玉器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鱼商代(公元前1600-1046年)，1973年宁乡县三亩黄材地出土，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大量的玉雕动物和人像，大多采用剪影的方法，突出玉雕对象的主要特征，利用准确的轮廓线雕刻出生动的艺术形象。这种方法类似于现代剪纸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格，1973年宁乡县三亩黄材地出土的一条玉鱼，呈弧形，全身刻有云纹、弧形纹等。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是商代玉器剪纸艺术的典型代表。其造型简洁准确，充分体现了商代玉雕与传神的高度统一。
从“礼天地”到“复雕琢”
西周是中国玉器走向仪式化的时代。
，严格的宗法制度、礼制观念、等级差距使玉器失去了商代晚期的生动活泼而略显呆板。其雕琢技艺与商代一脉相承，在继承商代双线勾勒的同时，又孕育出新的发展趋向，开创了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技法。
(玉鸮 西周(前1046—前771年)，1964年洛阳北窑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鸮，亦称鸱鸮
春秋战国既是我国政治大分裂时期，也是文化艺术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玉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在中华大地得到蓬勃发展。此时的玉器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专享的奢侈品，已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普及倾向，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贵、视玉为宝。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构图、造型、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显得平静而呆板。
及至战国，不论是造型布局，还是平面和边角设计，都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这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也是战国人的思想、气质、文化使然。此时玉器已与礼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谦谦君子无不以玉为典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佩饰成为最流行的装饰。并且伴随着万物有灵、鬼神思想的出现和蔓延，带来丧葬习俗的盛行，除了生者能享用玉器，死后人们亦将玉器缝缀在织物上殓盖墓主。在战国玉器中以大幅度扭动身躯的龙凤造型，以及张口挺胸的虎形玉佩最为优美而典型，表现了一种刚劲遒健、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可以说细致入微的雕工和充满张力的造型相得益彰，令人叹为观止。
(透雕双面龙纹玉佩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1987年长沙市八一路小学M1出土 长沙市博物馆藏)
秦汉时期，尤其汉代玉器已经开始摒弃周代传统礼制观念的束缚，在沿袭战国玉器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楚文化玉器自由浪漫的特点，并融合汉代玉器雄浑豪放的风格，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走上自由奔放、蓬勃发展的道路，使两汉时期成为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三个高峰。这一时期采用高浮雕和圆雕的作品明显增多，镂孔、抛光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不管是大刀阔斧、简洁犀利的“汉八刀”，还是线如毫毛、细微劲健的“游丝描”，都成为当时主要的雕刻技法。根据汉玉之形制和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玉、装饰玉、葬玉和陈设玉四大类，其中玉具剑是汉代玉器中极富特色的一类。
(玉具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1955年长沙市蓉园M13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由于汉代人比较重视佩剑，故玉剑饰在汉代极为流行，剑饰上多施螭虎纹、兽面纹和凤鸟纹等动物形纹饰，用以彰显汉代贵族雍容高贵之仪。以玉为装饰或镶嵌的剑被称为“玉具剑”，完整的玉具剑由剑首、剑格、剑璏、剑珌4个玉饰物组成。剑首是剑柄端所嵌的玉饰;剑格镶嵌在剑柄和剑身相交处，有护手、阻隔之意;剑璏固定在剑鞘上，以供穿戴佩系;剑珌安装在剑鞘尾端。
此次展出的一套长沙市出土的玉剑饰，将多种刀法紧密结合，剑首阴刻云气纹，剑璏、剑格和剑珌分别高浮雕螭龙纹，其构思奇巧，神韵尽至，甚是精美。它是湖南地区目前发现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玉具剑，是汉代贵族尊贵身份的象征。
从贵族走向平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常以玉、琥珀等制成各种串饰，瑞兽形象“呆萌”，驱邪避凶。但由于当时政治混乱、经济萧条，中国的玉器工艺走入低谷。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并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加之西风东渐，中国玉器在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徘徊之后终于走出低谷，迎来大唐盛世。
隋唐五代，佩玉多作花鸟瑞兽纹饰，一派生机勃勃，雍容华贵的气象，并且极富意趣。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宋、辽、夏、金、元时期玉器日益走向世俗，这时的治玉手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
宋代玉工，善以写实花鸟鱼虫与山林景色为纹饰，玉图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辽金元时期玉器民族特色鲜明，风格雄奇豪放，与宋玉相映成趣。由于历史时空同一性，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契丹、女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决定了玉器风格的某些一致性。在那个历史时期，“春水”“秋山”玉可谓流传甚广，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春水、秋山题材源自北方游牧民族四季渔猎活动的“捺钵制度”，最早出现于辽代，盛行于金元时期，它们表现了北方草原山林的自然风貌，记录了飞禽走兽自由驰骋的真实场景，是契丹和女真族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充满了淳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情调，是极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玉器作品。一件藏于长沙博物馆的“宋镂雕松下双鹿图玉饰件”，就是典型的以山林意境为主题的“秋山玉”作品。它以双鹿为主题，以松柏为陪衬，画面淳朴自然，意境清幽高雅，描绘出山林野外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
(镂雕松下双鹿纹玉饰件 宋(公元960—公元1279年) 长沙市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时期，随着帝王的喜爱、文人的推崇、玉路的畅通、产销市场的日益昌盛，玉器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随身佩戴、生活实用，无处不在的珍玩雅物。
玉器制作在技法上将优秀传统和绘画、金银加工等先进技法融会贯通，无论玉质之美、雕琢之精、品种之多、应用之广都堪称空前绝后，它集中华9000年玉文化之大成，代表了中国古代琢玉水平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玉器发展的最高峰。明清玉器，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一点在佩玉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出的一件明代折枝牡丹纹玉带扣，左右两片上各雕有一朵折枝牡丹花，大花大叶，疏密得体;加之玉质洁白，温润细腻，抛光好，工艺精，是明代玉作之精品。
(折枝牡丹纹玉带扣 明(公元1368—1644年) 长沙博物馆藏)
在我国古代玉器中，玉器皿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类玉器，由于对玉料要求高，琢制难度大，隋唐以前一直较为少见，宋元时期数量有所增加，及至明清时期，玉器皿才大量出现。由于乾隆皇帝的喜爱，大量中西文化融合的仿伊斯兰风格玉器皿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长沙博物馆藏的一件精美的清代银镶玛瑙碧玉执壶，是用整块碧玉雕琢而成，通身雕琢二十四瓣菊花纹，花瓣刻画均匀流畅，每瓣误差不到0.1毫米。玉壶一侧有流，其上以阴线刻画海水云气纹，另一侧执手雕琢螭龙喷水的造型，极具动感与张力。壶盖以白银打造，上嵌红色玛瑙、碧玉圆环，红珠碧玉与银光熠熠的壶盖相互映衬，光彩夺目，美不胜收。整件器物浑圆光滑，具有“抚处不留手”的润泽感，玉壶内膛厚薄均匀，底部和足部等次要部位均雕琢得不留“死角”，可谓一丝不苟。
这件执壶不同于传统玉壶，它具有乾隆时期痕都斯坦玉器的制玉风格，它将乾隆时期“工精、玉润、色艳、形美”的玉雕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是清代玉器皿中匠心独运、不可多得的珍品。
(银镶玛瑙盖菊花瓣纹碧玉执壶 清(公元1644—1911年) 长沙市博物馆藏)
玉器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经过9000年的继承发展，从史前的古朴稚拙到秦汉的雄浑豪放，再发展到明清的玲珑奇巧、博大精深，是不同时代、不同思想观念下的产物，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丽遗产，它与中华文明相伴，并将以其高度华美的姿态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放异彩、书写亮丽的篇章。
(作者为长沙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玉魂——中国古代玉文化展”执行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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