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坤
网络热播剧《赘婿》落下帷幕，郭麒麟饰演的伊宁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性格，由一个备受歧视的女婿转变为商界和政界的领袖。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女娲在我国自古就有。有许多像伊宁这样的成功人士，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一个
为什么叫女婿？一般来说，“冗余”有两层意思。东汉文献学家许慎在《赘婿》中说：“冗员是用敖、贝的物质钱做出来的。嚣张的还放炮弹，要再拿。”意思是“抵押”和“借贷”。另一种说法是“疣”，即多余的东西。司马贞在《说文解字》的《女婿》注释中写道：“女子夫多子，犹为残。”颜师古还说：“叫他们‘女婿’的，说他们不属于婆家，说他们身上没有疣。“以上两种解释，一种是基于‘多余’二字的本义，另一种是与人体相比较，但无论如何，传统时期女婿的地位应该不高。
女婿何时出现不得而知。据学者考证，舜是女婿，这也造成了他与父亲、弟弟争夺财产。有明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据班固《史记索引》，战国时齐国在，“国之民父母女儿，禁嫁，称‘五儿’，为主之祠堂，嫁之不利于家，民犹以为俗也”。据此，陈谷元老师认为“其书010-3000采用女婿制度”根据司马迁《淳于髡，齐国女婿》的记载，齐国应该是女婿较为盛行的地区。
作为婚姻的一种形式，早期主要指未婚女儿招夫成家。然而，到了宋元时期，收养的形式变得多样化。据元代徐元端(《汉书地理志》)说，养子分四种，即老年女婿(一生住在婆家)、定年女婿(住在婆家一定年限，期满后带着妻儿回自己家)、舍家女婿(除此之外与岳父岳母分居，爵位也就是丈夫去世后，丧偶的妻子出于各种目的，收养了一个男人到前夫家。 这种收养不同于女佣的收养。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在征兵时形成了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完善。由于风俗习惯不同，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称谓。如在皖北地区，过继婚称为“倒门子”，而养父则称为“女婿养老”；宁波、绍兴的民间俗称“入赘”，湖南一些地方则称女婿为“招赘”。
二
传统时代，夫妻道德、夫妻程序成为规范家庭生活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对于嫁到女方家的女婿来说，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吴明元年(1368年)，29岁的徽州人李忠德仍然没有结婚。无奈之下，他在征得亲戚和父母同意后，以亲戚谢元喜为媒，自告奋勇为谢家的老人做女婿。为此，婚前他们签了结婚证，上面写着：“婚后伺候叔叔阿姨，照顾公私户，要勤俭不偷懒。第二次生日千万不要私自回家。”它规定了李忠德在收养期间的义务。“伺候叔叔阿姨”就是孝敬和照顾公公婆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但“伺候舅舅舅妈”往往意味着老婆要照顾公婆，却用在了李忠德这里。可见他在谢家是作为“媳妇”来对待的。在孝敬父母的同时，他还要“做公私户之类的事”，即承担一切公共财物
其实李忠德的待遇不错。他的妻子淑娘是未婚少女，抚养的孩子是她自己的。况且公公和母亲去世后，她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但是祁门县的永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永芳是徽州府祁门县十三都人。他原本被武都县胡家收养，但妻子不幸去世，一直未能再婚。这个县的几年前去世后，留下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老母亲李，由守寡的妻子照顾。他的生活非常艰难。于是，他告诉媒人李年自愿来到王家，并于明朝嘉靖四十三年签订了结婚证。此时，永芳成了一名搬运工。在代替王六生抚养幼儿、赡养老人、伺候仆人的同时，他还必须做到：“将来他自己有男有女，永远住在地主家，要三间大房子。每年，像往常一样，他应该没有给主。”意思是永芳被女婿收养后，必须改变身份，从自由农民变成佃仆，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仆人，永远住在主屋，不回家，不回宗族。
在明清徽州的女婿群体中，永芳的遭遇并不是最糟糕的，因为他结婚后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对于那些仆人的儿子来说，结婚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改。明代崇祯年间徽州的佃仆胡天德，父亲去世，弟弟离异，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家庭贫困，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碰巧邻村王家的佃仆陈六郎死了，他的寡妻准备让人收养。因此，胡天只好告诉媒人，陈家有了女婿，但是条件很苛刻：
当居士居士改名为陈学寿，自被收养后，白帆学会了遵守居士律法，安定生理，服事主，扶持陈氏门户，永远继承陈氏血统。不先招，就欠了别人的，不能补偿陈家的资产，也不能偷偷养陈的钱谷当妈妈。
同样的“搬运工”，他不仅要养活陈家老小老小，还要改名换姓，为家人服务。即使婚后成家，胡天德也不能擅自带着钱谷去赡养母亲。在婚姻的巨大压力下，胡天德不得不接受这种有违人伦的要求，当起了仆人。
三
古往今来，经济贫困一直是男性收养的主要原因。“秦人有钱的儿子？
壮而出分，家贫子壮而出赘”，说的就是秦代时期贫困之家的男子入赘的风气。而据1998年7月14日第11版《人民日报》报道，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子镇西部的古都河村，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出了名的穷，村里一批一批的小伙子都远走他乡，做了人家的养老女婿。可见，贫困与入赘之间的关联，古今一致。明清时代，徽州以培育大批实力雄厚的商人而著称，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誉。大部分徽州男子往往在年少时就到外面闯荡商场，晚年时方回到故乡养老，甚至会移居他乡。留在徽州生活的，往往是老幼妇孺，或者缺乏经商才能在家务农之人。这里地少山多，生存环境恶劣，每当经商失败或是无力经商的时候，家庭经济将会陷入困境。出身于这样家庭的男子，如果自身没有才能，到了适婚的年龄便因出不起高昂的聘礼而找不到对象。传统时期的溺婴和一夫多妻的陋俗，也是导致男子入赘的原因之一。在古代，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夫妻往往会生下许多孩子。在无力抚养、重男轻女以及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往往会将生下的女婴溺死，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同时，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又加剧了男女婚配的不平等，导致更多如李仲德、方勇、胡天得这类经济贫困或身份低下的男子只能入赘，甚至是甘愿做一名“接脚夫”。
在赘婿群体中，不乏卓越之人，如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大政治家左宗棠，但也受人尊敬。对于绝大部分赘婿而言，经济贫困、才能平庸往往会让他们在入赘后，陷入不对等的地位。在签订婚契之际，他们就受到了某些约束，甚至沦落为仆、更名换姓、弃养双亲。除去这些硬性规定外，日常生活中的他们，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入赘意味着如女儿般“嫁”过去，事事必然受制于“舅姑”、妻族，赘婿因家庭琐事而丧命的事例并不在少数。清代康熙年间，徽州佃仆吴社孙因家贫入赘到毕社得家，与毕氏的双亲一起居住。在一次因家庭琐事与妻子争吵中，竟因想不开而自杀身亡。乾隆时期的湖南人张文玉，因家贫无力婚娶，入赘到张文珠家做一名“接脚夫”。其妻高氏嫌他懒惰，经常对其打骂。在一次争执中，不仅遭到高氏的辱骂，而且还被她用棒槌殴打，最后竟被高氏用锄头砸死。宋代的赘婿被称为“布袋”，即“如入布袋，气不得出”之意，形象地道出了赘婿们的委屈和心酸。
除了生活中的委屈和心酸外，赘婿们的经济地位也让人瞠目，如上面提到的胡天得即是如此。祁门人李舒，于明初洪武年间病逝，他的孀妻谢氏为了生活，将本县人胡惟善招赘了李家。入赘后，胡惟善的地位得不到丝毫体现。在一次出卖土地的契约上，交易人的名字是李舒年幼多病的儿子李务本，主盟人也是他的妻子谢氏。显然，李家的财产必然是不属于胡惟善的。更不幸的是，妻子如果去世，赘婿往往会净身出户，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
赘婿的这种境遇与国家和社会对赘婿群体的看法不无关系。据云梦秦简所见的《魏户律》所记载：“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也就是说，魏国朝廷不准商人（假门）、旅店老板（逆旅）、赘婿以及后父（即宋代以后的“接脚夫”）独立户口，也不得分得田宅。而且在魏安厘王年间，还曾下令把这四个身份的人一起编入军队，随军服苦役。进入秦朝后，秦始皇也曾将商人、逃犯以及赘婿编入军队，攻打桂林等地，并在东巡浙江时，在会稽（今绍兴一带）留下 “夫为寄猪，杀亡无罪”的碑文。这里的“寄猪”即是指赘婿。进入汉朝后，这一情形并未改变，在汉武帝四年时，为了更好地镇守管理边疆朔方郡，下令国内七类人去谪守，其中赘婿排在罪吏和亡命徒之后，位列第三。由此可见，秦汉时及其以前，赘婿在国家眼中与地位低下的商人甚至是罪犯相等。宋代以后，特别是元代，出于税收的需要和蒙古人的习俗的不同，国家开始在法律上对赘婿的权益作了一定的保障，如入赘前必须要凭媒妁、签订婚书等。到了清代，有关入赘，有了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招婿需凭媒妁，明立婚书，开些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但也仅止于此。
在世人看来，入赘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如清代人曾说：“入赘一事切不可行。夫赘者也，如人身之赘疣，去之不可，存之不便，极为可恶。”还有“男以招婿为辱”的说法，有些地方甚至有“入赘女婿不是人，倒栽杨柳不生根”的民谚。就此看来，古代的赘婿，在法律上没有保障，还要遭受世人冷眼，在家庭中也没有地位，心理上要忍受多少煎熬？当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种旧制度的废除，经济的发展，赘婿的数量有所减少，即使是入赘，如今也是另一番情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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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