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姐姐全力支持我上大学。
1994年，我上大学后，二姐和三姐都结婚了，四姐也嫁到了温州。家里只有我的姐姐和两个孩子，还有我的父母。我父亲当时欠费，烟酒成瘾。他一天喝一斤散酒，抽三包烟，吃饭的时候才抽烟，吹嘘自己一天只要三根火柴。
我们家曾经劝说过我父亲很多年，甚至有过邻居三宝酒后死在猪圈里的例子。他父亲的酒瘾仍然难以戒除。几次强制戒烟戒酒都适得其反，一家人开始吵架。
后来大姐停止了无意义的劝说，开始慢慢控制他的烟酒数量，希望慢慢戒烟。就这样，她在赚钱养家的同时，还要补贴父亲的烟酒钱。
苗贵在外打工后的烦恼和打架少了很多，对姐姐也越来越体贴。他不在的时候还是很节俭。除了吃饭，他没有其他开销，每年还能存一笔钱慢慢偿还家里的债务。
大姐和苗桂的婚姻，经过磕磕绊绊，锅碗瓢盆的修补。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孩子们越来越体谅他的辛苦，对他也有了一点好感。潘潘写了一篇关于“外出工作的人”的文章。他的文笔温柔，文字朴实，但感情真挚。他看到了，偷偷抹了把眼泪。
苗桂生于1963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外面工作。不接任何活都能吃苦，足迹遍布新疆、珠海、天津、内蒙古、苏州、申花、山西等地。
两个农忙季节和春节前后，他们像候鸟一样来回奔波。
上学期我刚离家的时候，我姐担心我不适应出国留学，和我通信比较多，鼓励我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节俭，不要节省花钱，不要学习太辛苦，不要担心家庭生活和以后的学费。
为了让我对庞大的学费和生活费有信心，她给我详细、动态地分析了家庭每年的收支情况，让我不用担心上学的问题。
我知道，那一笔收入，凝聚着她从早到晚身体透支，以及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持续努力。在农村生活了十七年，深深知道在农村赚钱的不易。
父亲倒闭了，退休三年多，没有领任何养老金。家里的土地收入不够大队“留成”。我姐的裁缝生意不好。她每天在集会的农贸市场摆临时摊，和工商所打游击收税，就是为了逃避一天三五块钱的杂七杂八的税。
为了照顾父母和孩子，大姐无法外出工作。她瞒着家里的情况和苗桂一走了之很多年，全力支撑着一家人往前走。2000年左右，家里的外债陆续还清。
2.和大姐庙会摆摊，两天毛收入20元。
家里因为苗贵打架，超生罚款，赔偿别人的缝纫机等原因，负债累累。在我勒紧裤腰带还债的日子里，我和我姐跑了两天庙会卖衣服。累得腰酸背痛，挣了20块钱(不算人工费，在农村，最重要的是人工)。
我家乡的传统庙会不是很常见，类似于大聚会，人很多。做生意的会趁着忙摊赚点钱。
那一次，听说十几里外的石桥和吉梗有庙会，我姐从早到晚赶了二十多套童装，趁着街上清仓的便宜布。
儿童裤短裤，短袖上衣，缝制粗糙，成本很低，售价也不高，能赚点钱。所以我想试试我的运气，这可以节省我一些旅行经验
一套衣服从八元降到四元，却没人买。望着西边的太阳，只能在烈日下数蚂蚁，感叹生意不好做。
午饭没吃，但还能忍。我很渴，受不了。庙会里有冰糕，但是不舍得买。绕了一大圈，在山脚下找到一户人家，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我喝了井里的凉水，给姐姐放了几个茶壶。
等了一天，一件衣服也没卖出去，一顿午饭也没吃。
回来的路上，我们遇上了大雨，我们被雨水席卷。姐姐和哥哥沉默不语，白白跑了一天。
第二天，在我起床之前，我姐姐敲了敲我的窗户，想和我一起去吉梗。她乐观地说，自己带饭就再也不饿了。重要的是有足够的水管。
我的腿很酸，但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走。毕竟我姐也是为了我的学费在忙。
到吉梗花了两个多小时，人比石桥镇还少。我先泄气了。
比如前一天，铺上塑料布，穿上衣服，然后静观其变。
附近几个摊位也是第八集的小生意人。老乡见老乡，感觉亲切又孤独。
我们用了互相“询问”和互相“装腔作势”的战术，果然奏效。一包童装很快就卖光了，卖四十三块钱。
大姐很开心，一直感谢那些家乡的“信任”。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问我姐她能挣多少钱。能赚多少钱？“纯收益”的那种。
大姐笑笑，“不算人工，能挣二十块钱吗？”
听了有些辛酸，怎么会“不做作”呢？没日没夜地剪、缝、缝边，需要时间。
3.母亲精神状态不正常。
1994年11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我在学校的姐姐的一封信，信中有一张我母亲和四个侄子侄女的照片。看着妈妈和蔼又略显紧张的神态，以及拍照时四个孩子可爱又懵懂的笑容，我的乡愁大大减轻了。
我当时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当时的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当时拍这张照片时，母亲的精神状态已经出现了异常。母亲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大半辈子含辛茹苦，年轻时在姥娘家披星戴月，嫁到我们大家族后，围着锅台和田地起早贪黑，一刻不得闲，几乎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只有忙不完的活，心里有忧愁，是无法排解的。
母亲原本有一个谈得来的张大婶，住在我们家前排，贾老四的隔壁。两家院子中间有个巷口子，我们家的平板车原本是可以通行的。
由于贾老四盖院子朝巷口外扩了二十公分，张大婶气不平，和贾老四家干了一架，问题仍没有解决，结果张大婶赌气，也拆掉院墙，朝巷口外扩了二十公分。
这样一来，我们家和我们家后排的平板车就拉不出去了。我们去找村里协调，副村长贾老三护着他弟弟，不说公道话。
我们和张家的关系，就恶化了，母亲和张家大婶也不搭腔了。本来两家经常串门的，后来也不走动了，母亲的精神世界更加孤寂。
再加上前排邻居建起二层小楼投下的阴影、更年期的身体失调、帮大姐带孩子的烦躁、父亲铁厂多年工资的停发、人情礼节各项提留款的压力……无时不在纠缠吞噬着她脆弱的神经，让她无法排解、夜不成寐。
那几年，三姐出嫁了，四姐也远嫁温州了，我也出去上学了。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突然冷清了下来，让一向忙忙碌碌的母亲，没了依靠；而我大专自费三年，粗估一年八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偏偏村里有赵大三、贾老四、刘奎、罗子生那几个为富不仁、喜欢看笑话的恶邻，当着母亲的面，经常奚落我们家的贫穷，“这穷家破院的，考上大学，也上不起的，三年两万块，从天上掉下来么？就你家这条件？得卖两万斤大米吧？一家不吃不喝了？”
这些话，反反复复地出现，让本已焦虑的母亲无可闪避，负面情绪的压力，如同高压锅一样，越积越多，成了压垮母亲精神心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未经他人苦，莫劝别人善。所以，我至今无法原谅那些当众挖苦我们家的贫穷，对我母亲冷嘲热讽的那几户人家。
4.带母亲求医问药
大姐、二姐怕影响我的学习，没在信里告诉我，我大一寒假回家时，发现母亲神情有异，沉默寡言，眼神定定的，当时大姐已经带她求医问药了，但精神方面的疾病，远非几剂药能彻底解决的。
母亲犯病厉害的那几年，都是大姐、二姐带着他辗转各地看病，哪里有“名医”‘“偏方”，就不惜代价，过去求医问药，花的钱财和精力是不可估量的，可母亲的病迟迟不见好转。
照顾患病母亲的压力，就落在了大姐的身上。大姐让苗贵别打工了，回家帮着照顾一下我母亲和两个小孩，因为家里的经济来源不能断，大姐还得点灯熬油，干裁缝挣钱。
那时裁缝生意已经很差了，以前一件衣服赚4块钱，后来因为市场上成衣多了，2块钱的加工费，都有人嫌贵，取衣服时挑三拣四的，大姐也只好陪着小心。
苗贵回家后，大姐又捡了别人五六亩地（我们家在乡镇，村民一人几分土地，一般都不种，因为性价比低；捡别人一亩地，一年200块钱就行了），明知种地不赚钱，但多少能有些收益。
苗贵在家种地之余，就带我母亲四处求医问药。这些事，大姐从不在信里跟我说，怕我担心。
我从邻居那里，才得知，母亲犯病的时候，很狂躁，精神失常，甚至几次跳河，不是被人发现，都要出意外。为此，大姐和大姐夫、二姐和二姐夫只能昼夜轮番看着她。
大一暑假，听说宿迁有个医院看母亲这个病效果很好，我和苗贵慕名带着母亲去问诊。去的时候期望值很高，但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给开了一些镇定的药物。
我们有些失望，但不带老人过来看一次的话，只怕会更遗憾。所谓，病急乱投医。患病家属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从宿迁返回邳县，已经是半夜了，还下了大雨，浑身都湿透了，我们好歹在徐海公路拦下了一辆朝徐州方向开的砖车，千求万求，搭乘砖车回得家来。
那个夜晚，在拖拉机上，我抱着母亲，为她尽量遮风挡雨，那一刻，觉得她是那么可怜、那么脆弱，给她求医问药的康复之路，是那么的难，而我只是趁着暑假一次两次带她出门，常年我不在家的时候，都是大姐和苗贵在照顾着她。
因此，1995年的那个暑假，我对大姐和苗贵顶门立户、持家辛苦的认识，多了几分，从18岁起，意识到肩头的责任，骨头节都有了成长的声音。
也就那个夏天，我开始主动地下湖干活，薅草、掐棉头、打药、培土、挖沟、喂化肥、帮大姐干点力所能及的缝纫活、一起去周边集市卖她赶制加工的儿童衣服…….
再也不顾外人的眼光，我能做的，就是趁着暑假在家的时候，帮大姐承担一些家庭责任，让母亲病情康复进程更快一些。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