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圣人杜康发明酒以来，中国人饮用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酒文化”，从商周到今天，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爱喝酒，产生了无数与酒有关的奇闻异事。公元《货殖列传》年，太史公司马迁曾称赞：
“酒者，天之美也，皇上如此眷顾世人，享拜祈福，扶衰养病。百礼之会，无酒不成。”
到了汉代，饮酒成为汉代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活动。无论是祭祀、宴饮、婚姻还是节日，各种饮酒活动形式多样。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以酒为礼，喝酒往往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比如“乡村饮酒”，就是教育百姓“尊卑有序，老少有序；“亲如一家，内外有别”的重大活动。
然而，在汉朝，统治者经常限制他们的臣民饮酒。汉文帝时颁布了一条略显奇葩的法律：禁止三人无故饮酒的法律。《史记孝文帝本纪》条记录：
“给百姓一个称号，女子百家牛酒，活五天”。后来，裴隐对文英的评论说：“在汉朝，无故三人以上集体饮酒，要罚四两。”这个规律很简单，就是禁止人们毫无理由地“集体饮酒”，这个“集体”就是“三人以上”。按照汉律，只有皇帝指定的节日、婚礼、日子，才能用于聚众饮酒。皇帝规定的饮酒日，也叫“鉴”。
在现代人看来，这个规律毫无意义。朋友就不能喝点酒吗？根据考古发现，确实不能。《居延汉简》年发现一张竹简，上面写着“禁止正月初一饮酒”。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相互对应，可以证明“群饮无故律”的存在。
为什么朝廷不允许人们集体饮酒？这就要从汉代直白的“酒桌文化”说起了。如果说“酒文化”是褒义词，那么“酒桌文化”就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因为它往往代表着陋习。这种文化与酒文化齐头并进，源远流长。到了汉代，所有的“酒桌陋习”在当时都有所体现。汉代人尚武豪迈，这种陋习被无限放大。那么，汉代的“酒桌文化”在哪里？
现在的酒桌上，很少有人自愿喝酒，其他人都是被逼着喝的。在汉代，一些饮酒者喜欢强迫别人喝酒。当时有一个叫游侠的团体，其实相当于黑社会。他们白纸黑字照单全收，往往无视禁令，聚众喝酒，同时强迫人们喝酒。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有个大侠叫郭杰，是当地恶势力的首领，权力很大，亲戚欺负别人。其中，他姐夫是个不讲道理的主。《汉书游侠传》记载：“解姐姐负解，与人同饮，使之重。如果不是她的责任，她会被强迫喝下去。”
也就是说，郭杰的姐夫，在姐夫的帮助下，总是强迫人喝酒。所谓“小气”，就是一饮而尽。对方没喝完，就拿酒喝了。终于有人忍无可忍，暗杀了这个粗鲁的男人。毕竟和郭杰的姐夫约会也不是什么好事。
无独有偶，有个游侠叫陈尊，是个狂饮狂。他不仅喜欢自己喝，还喜欢强迫别人喝。他每次办大宴，客人满座的时候，往往就关上门，把客人车上的钥匙放进井里。即使有急事，他也不能出去。他喝完才能走，急的客人直跳。
除了游侠，皇帝都是逼民喝酒的深水炸弹，其中东吴大帝孙权就是代表。据《三国志张昭传》记载，孙权曾经登上高台招待客人。每个人都喝醉了，他派人用水把喝醉的人叫醒，然后t
另外，根据《三国志虞翻传》的记载，孙权当吴王的时候，他亲自去劝酒，但是他不能喝醉，大臣羽凡不喜欢喝酒，就假装喝醉了。(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
孙权见虞喝醉了，便发了疯，拔剑要砍他。要不是同事们劝诫，于忠祥早就血流成河了。其实，孙权的行为只是“领导劝酒”现象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酒桌文化，说白了就是明代的“尊卑”文化。上级劝下级喝酒，不仅仅是在行使职权。游侠劝酒是因为武力，就是为了享受以暴力征服他人的快感；皇帝劝人喝酒，就是为了试试自己的权力。下级不喝酒是对权威的挑战，这种不服从会让上级觉得失去了控制感，没有面子。所以孙权才会发酒疯，要杀人。
西方人喝酒(俄罗斯人除外)，注重品酒的美味；然而，在中国，饮酒过量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量饮酒的人都会被称为酒徒。
在鸿门宴上，樊哙就表演了一番豪饮救主。
当时，范增派项庄舞剑，想杀死刘邦。在这危急时刻，樊哙突然闯入。《史记》原文记载：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
项羽见樊哙冲入营帐，想杀杀他的锐气，于是派人赐予樊哙一大杯酒，将让他喝完。这或许相当于让樊哙一口气喝完一斤酒，谁知樊哙知难而上，一饮而尽。同为勇士的项羽不禁赞叹道：“壮士！能复饮乎！”如果樊哙喝不完酒，相信项羽也懒得理会他的谏言，刘邦也不会脱险。由此可见，汉代人是非常尊重豪饮之人的。
《汉书·叙传》载:
“ 赵、李诸侍中, 皆饮满举自。孟康云: `举自者, 见验饮酒尽不也, 即今日饮洒, 倒杯示人, 以见其尽也。’师古日: ` 一说自若罚爵之名也, 饮有不尽者, 则以此杯罚之。”
翻译过来就是，汉代人饮酒，一饮须饮一杯，喝完就要把酒杯倒过来给人看，不喝完就要受罚。实际这与现代很多人喝酒很像，从不讲量力而行，不往死里喝酒是不够意思，人家不会考虑你的酒量，不会考虑的你的身体健康。他把你挤兑的喝了酒完成任务，你身体难不难受就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了。
都说酒伤肝，像这样饮酒自然不可能健康，以汉代皇帝为例，汉惠帝和汉成帝都因沉溺于酒而死，而汉代的豪饮文化自然要背很大的锅。
在汉代酒宴上, 不仅各人的进出次序, 坐位方向, 膳馔种类, 摆宴方法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就连谁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都有规定。无非体现尊卑、长幼、身份等级的不同。
汉代在饮酒过程中, 人们一般是跪坐以臂压足, 因此两膝外向。如果致敬于人, 则上身置立, 膝盖着席。叫做膝席。然而如果别人为我酌酒, 则应该避席伏, 也就是离开坐席，伏地感谢，以示恭敬。
在《史记·魏其武安列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反映世态炎凉的故事。当时，当朝宰相、炙手可热的国舅、武安侯田蚡在家摆酒宴，魏其侯窦婴以及退伍在家的军官灌夫均在场。相比于田蚡，曾经的大外戚窦婴已经失势。
文章记载：“灌夫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所谓行酒，就是起身和到场宾客轮流敬酒。因为田蚡的地位最高，遂以膝席应和灌夫。而田蚡起身给其他同事敬酒时，大家都争相趴在地上，作避席伏。然而当魏其侯窦婴行酒时，除了过去的故旧作避席伏，其他人都傲慢地做半膝席，也就是稍微欠欠身。
看到同事们傲慢的样子，窦婴的朋友灌夫大怒，“ 灌夫起行酒, 至武安, 武安膝席日:` 不能满觞, 夫怒, 因嘻笑日: “将军贵人也, 毕之, ” 武安不肯。 ”原来，灌夫很想给新贵田蚡一个教训，于是让他喝完满满一杯。然而田蚡却傲慢地说：“我喝不了！”于是灌夫更加愤怒，竟无视上级，逼田蚡喝完。
其后，灌夫又大发酒疯，在酒席上大骂同事，把上上下下都得罪个遍。而田蚡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灌夫。为了维护他，窦婴被迫与田蚡正面对决。由于窦婴势力、后代都不如田蚡，因此他和灌夫均被灭三族。
这场夺命酒宴尽显世态炎凉，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与等级观念都多有体现。实际在现代的酒宴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领导向自己敬酒时，做下属的总是毕恭毕敬，双手举杯，点头哈腰，唯恐领导不高兴；而下属给做自己敬酒时，又往往故作姿态，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对于地位低下、且不受欢迎者，酒桌上的人更是唯恐避不及，简直丑态百出。
长六寸深至骨宪带剑持官六石具弩一稾矢铜鍭十二枚持大（E.P.T68:21）□橐一盛糒三斗米五斗骑马兰越隧南塞天田出案宪斗伤（E.P.T68:22）盗官兵持禁物兰越于边关徼亡逐捕未得它案验未竟（E.P.T68:23）迺九月庚辰甲渠第四守候长居延市阳里上造原宪与主官（E.P.T68:24）人谭与宪争言斗宪以剑击伤谭匈骑马驰南去候即时与令史（E.P.T68:25）这几枚竹简简要地叙述了一个酒后伤人的故事。在居延要塞，一位“客民”到军营里找人饮酒。第四守候长原宪与军官夏侯谭应约出席酒宴。很显然，这三人已经违反了“三人不得无故群饮之律”。
而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原宪突然发了酒疯，一剑刺伤夏侯谭，造成胸部重伤，深可见骨。由于畏惧惩罚，他偷走军营里的武器和军粮，驰马逃跑。相比于史书对达官显贵的记载，这枚竹简更能反映社会生活的细节。
汉朝时，人民尚武，很多人都会带剑出行。若饮酒，很容易借酒发疯，乃至于伤人。由此可见，汉朝规定不得群饮简直是用心良苦。若因饮酒发生流血斗殴事件，那可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古人往往将路无醉人视为社会治安良好的表现。
在现代，也有不少人借酒发疯，打架斗殴。比如去年被反杀的刘海龙兄弟，不就是酒后伤人的典型。如果不是喝酒，他又如何敢当众砍人。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刘海龙被反杀了。不过夏侯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没有夺下原宪的剑，被砍成重伤，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恐怕凶多吉少。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酒席。喝酒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能够怡情，能够忘忧，能够交友。即使对于健康，稍微喝一点酒也是有好处的。然而当利益掺杂进美酒，酒场便会蜕变为一个名利场，身处其中的酒徒们就会变得丑态百出。他们以酒为媒介，妄想获取权势、金钱、美女乃至于一点点虚荣心，最终喝得东倒西歪、斯文丧尽，这值得吗？我见过无数人喝掉了自己的健康，甚至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汉代曾发生过无数这样的悲剧，而今天也不断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