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刘源还能清晰地记得他协调一个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 　　

　　

　　因为胶质瘤，男孩做了几次手术，结果都不理想，已经脑死亡。去见家人之前，刘源心里忐忑不安。他想着如何说服他，如何在冲突中逃脱。但当孩子的父亲站在他面前时，刘源张不开嘴。吃饭时，他们去了一家火锅店，要了一瓶二锅头。 　　

　　

　　几杯酒下肚，孩子父亲眼圈红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反对。”父亲终于做出了决定，男孩捐出了自己的心、肝、肾、肺和角膜，挽救了五条生命。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每天四处奔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 　　

　　

　　但是人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以前在刘源成功率不高。现在10次协调能成功5次。6年来，他成功协调了310余例器官捐献，并签署了自愿器官捐献书。 　　

　　

　　今年是中国器官捐献十周年。全国共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251万人，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3万余人。但据统计，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缺口仍然很大。 　　

　　

　　这更加坚定了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 　　

　　

　　“拯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这很有意义。”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10月30日17: 0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一场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刚结束。根据之前计算机系统的匹配结果，取出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将分别移植到三名患者体内。 　　

　　

　　走出手术室的，除了医生，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2014年之前，刘源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他见过很多危重病人急切地等待器官移植来挽救生命，但最终他没能获得机会。 　　

　　

　　当年11月，刘源放下做了11年的手术刀，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一个新的职业，它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但是寻找器官的道路并不容易。2015年以来，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合法来源，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甚至很多医务人员都不了解。 　　

　　

　　“当患者处于这种状态时，家属往往会很难过。这种事谁跟他们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避免医患矛盾，医生往往很抵触。 　　

　　

　　刘源决定让医护人员转变观念，让他们参与进来。法律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或濒死状态，但器官功能仍相对完整。 　　

　　

　　这样的病人经常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刘源去了几家医院，见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就这样，他告诉医护人员，在和家属一起做器官捐献的时候，要站在家属的角度。 　　

　　

　　“器官捐献为危重患者增加了一种选择，对患者来说是生命的升华和延续，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和爱心的，也可以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刘元说道。 　　

　　

　　通过提供一些潜在的病例，医生可以为早期沟通做好铺垫。如果家属不排斥，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和家属进一步沟通。这样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协调的成功率会更高。 　　

　　

　　和家属沟通是重要环节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和你解释一下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你的权利和义务。最后，你是否同意是你们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我们尊重。”六年来，每次见到病人家属，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与家属的沟通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环节。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阅历。”刘源的家人来自各行各业。“和不同的人交流有不同的方式，要和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刘源办公室的书柜里堆满了与传播学、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他经常要翻看。 　　

　　

　　在他看来，与家人的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如果第一次沟通不成功，可能就没有再沟通的机会了。”为了赢得家人的信任，刘源在沟通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注意营造亲近感。” 　　

　　

　　他仍然记得他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2014年，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男孩，因为神经胶质瘤做了几次手术，结果都不理想。这孩子脑死亡了。 　　

　　

　　去见家人之前，刘源心里忐忑不安。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捐赠流程和法律框架，刘源摸着石头过河。他害怕意外情况，甚至害怕如果发生冲突该如何撤离。他在脑子里考虑了一下。 　　

　　

　　“我想坐在外面，靠近门的地方，这样都有冲突，也容易跑。”刘源说。 　　

　　

　　各种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抗挫折能力，很多人半年一年都做不到。刘源咬紧牙关，坚持着。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不要敏感，想得开，左耳进右耳出。” 　　

　　

　　相比成功，刘源遭遇的失败太多了。他已经连夜赶到了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偏僻的村子里没有灯光，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邀请他进屋。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人谈了几个小时，也没能说服他们。一些器官捐献被暂停，因为捐献者的状况有所好转。 　　

　　

　　为了不遗余力地挽救器官，捐献者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医生会不计成本地进行治疗。“每年都有一两个患者出现好转迹象，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这样的“失败案例”让刘源很有成就感。“虽然不是捐的，但是救了一个人。” 　　

>努力填上器官需求缺口

　　

刘源有一个书包，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随时有潜在案例，随时提包就走。”

　　

他最轻松的时刻，就是夜里十二点，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奔波辗转的人，最享受静谧夜里、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当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对家庭就会格外珍惜。”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刘源不住地流眼泪，“我也有俩儿子。有了孩子后就觉得，孩子真的不能出事，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如今，刘源已是不惑之年，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去年，他的表哥去世。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这份工作做久了，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跟家人较劲、任性的小毛病，全都没了。他越来越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家庭的。

　　

“把家庭照顾好了，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遗憾。”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他更在意的是，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像刘源一样主动登记、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

　　

这几年，刘源明显感觉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在北京。以前，刘源的成功率不高，10个里能有两三个成功案例，现在，10次协调里能成功5次。

　　

11月初，在北京佑安医院东侧的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他和他的团队，以及全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他们是死与生之间的中介，是生命的摆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