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零壹财经
作者：李薇、魏巍
为进一步落实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工作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机构借助科技驱动农村金融智能化转型，扶持政策陆续出台。4月6日，银监会发布《关于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了两个核心目标，即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和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在此基础上，该政策强调了九项工作措施，如稳定增长的农业财政投入，农业金融供给体系和机制，巩固和扩大有效连接扶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本文主要从银行差异化竞争、主体精细化下沉、农村科技支撑措施完善三个方面，探讨了银行保险金融机构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可以做出的调整和改进。
研究发现，截至2021年末，我国共有农村商业银行1596家，在农村县域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服务价值。监管部门正在指导农村商业银行加快自身改革，完善公司治理。从我国农村金融的规模比例来看，全国性银行占据了近60%的市场份额，而农村商业银行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而千店覆盖的是“下沉市场”，农村客户和新市民有一定的重合。未来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精准营销，成为乡村振兴领域的一支潜力军。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农村线上场景和农村金融数字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模式和实践。零点智库将推出“乡村振兴恰逢其时”系列研究。欢迎各机构分享实践经验，为行业拓展业务思路。
差异化竞争格局：
明确各类银行职能，提升农村金融供给能力
1大中型商业银行加大首贷户力度，提升县域存贷比例
《通知》第二条：“大中型商业银行应当结合业务专长，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加大首贷户扩容力度，填补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空白；将信贷审批权限合理下放至县支行，将县域存贷比提高到合理水平”。
可见，大中型商业银行可以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特点，在农村金融服务策略方面进一步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在探索农村客户“下沉市场”的过程中，通过科技赋能挖掘未被满足的金融需求，保证服务对象的增量。同时，大中型银行要避免抢夺农村中小银行存量市场的恶性竞争，保证涉农金融供给体系的多样化和有序化，进而增强抗风险能力。
从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来看，2017年至2020年连续四年，全国大中型银行本外币涉农贷款占金融机构总量的60%左右。不难发现，从总规模来看，全国性银行的涉农贷款量明显高于中小银行，这与网点分布、全国客户数量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1:2017-2020年大中型银行及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单位：亿元)
来源：wind，零一智库
从增速看，大中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增速从2018年的3.49%提高到2020年的10.67%，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速从2018年的5.58%提高到10.68%。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银行业网点总数逐年增加，农村市场触达客户难度加大。针对《通知》中提到的提高农村首次贷款户比例的考核指标，有必要开展服务模式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201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总数基本保持不变，但农村金融机构类型出现了明显变化。
图2:2018-2021年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单位：家)
来源：wind，零一智库
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深入实施，农村商业银行从2018年的1396家增加到2021年的1596家，农村信用社从2018年的812家减少到2021年的577家。农村信用社可以通过股权结构、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以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等方面的要求。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有助于化解农村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近四年来，农村商业银行机构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成为开展乡村振兴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虽然在农信中
贷规模的市场占比方面难以匹敌全国性银行，但在三四五六线“下沉市场”与偏远农村地区，具备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地缘优势，借助数字科技，今后将逐步提升在金融机构整体中的涉农信贷市场份额。此前在2021年，银保监会曾发布了一项有关乡村政策的文件――《关于2021年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通知》，文件强调“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支农知小定位，提高‘三农’金融供给能力”。对比来看，2022年出台的《通知》政策要求更为细化，更加强调农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实施思路，侧重通过改革化解系统风险的方式，提升农村中小银行的金融供给能力。
也就是说，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的定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提升金融供给能力的方式，将从寻找外部的地区优势转为提升自身治理水平。为何要突出农村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零壹智库发现，全国性商业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风控等多个方面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但是农村中小银行分散广泛，面临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贷款率高以及股东股权违规等乱象，在深化支农支小的定位的同时，也要肃清上述乱象，才能增加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
深挖细分市场：
农村进城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重点
1．重点客群：县域农村与新市民两类群体存在重合度
乡村振兴究竟难在哪？2022年呈现出哪些新需求？零壹智库研究发现，乡村实质上是指县域农村地区，从客群的年龄结构来看，90后、00后已成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主体，他们也是返乡创业、支援家乡建设的主力军。同时，这类人群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起来，对于移动支付、线上贷款较为熟悉。
从用户行为偏好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服务群体与新市民有一定重合度，在城市与农村的接壤地带，他们往往同属于一类人。此前，监管也专门提出了对于新市民群体的金融扶持政策。3月4日，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对于新市民的范围给予了明确的界定――新市民主要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
零壹智库此前发布的《城市化浪潮下的新市民金融需求报告》，披露了一项数据，即在新市民群体中城乡流动的占比超过70%，因此进城农民将是新市民金融服务的重要群体。
2．信贷场景：6大核心领域，从消费拓展至小微经营
本次发布的《通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重视做好进城农民等新市民金融服务，围绕进城农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金融需求，在银行信贷投放和保险保障力度上做好金融服务”。
围绕乡村振兴群体的金融需求挖掘，将重点围绕上述6项场景展开，拓展线上场景生态，这是B端与C端两类场景的整合布局。同时，《通知》还提到，对于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强化进城农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的重点内容，争取形成一批可推广的做法和经验。该项举措在地域开展和服务对象方面，拓展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内涵，也为金融机构开展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C端场景布局来看，零壹智库注意到，早在2013年，银保监会就曾发布《关于改进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把信贷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作为完善农民工金融服务的重点，提供存款、贷款、汇兑、转账、信用卡、理财、信息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如今，为了更好地适应进城农民的就业形态和金融需求的变化，金融服务的着力点也更加全面，从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多个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比如在住房服务中，进城农民以租房服务为主要群体，是否能够开展设计金融服务产品，保障进城农民租房的稳定性、安全性等。在教育服务中，能够支持进城农民参与教育培训的需求，提升进城农民在从业领域的软硬技能，以及保障进城农民子女能够在本市享受相当程度的教育服务等。
在这些金融服务需求中，进城农民创业是较为特殊的一部分，该领域的贷款需求使得C端与B端贷款服务产生了一定重合。进城农民创业的方向主要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呈现，因此农民创业贷款的划分存在一定的模糊边界。
从B端场景布局来看，《通知》也提出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银行机构要积极发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首贷、信用贷，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农户经营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具备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特征，是带动农民就业的重要主体，未来将通过金融辅导提升财务能力，以及融资担保覆盖面提升财务覆盖面的方式，双管齐下，增强农户经营性贷款投放力度。
征信与基础设施：
金融支持乡村建设，做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通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强化乡村建设中长期信贷投入，加大乡村道路交通、物流通信、供水供电、教育卫生、清洁能源、人居环境改造提升等领域金融支持，助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从金融机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来看，2016-2020年贷款余额逐年增加，并保持稳定的增速。《通知》在基础设施贷款领域上，给予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并且强调在基础设施领域强化中长期信贷投入，保障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
图 3：2016-2020年金融机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零壹智库
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能够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拉动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为“三农”金融服务带来便利，尤其是在通信方面的建设，使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双方合作开展授信，提供基本的设施条件。
《通知》还要求，各银保监局积极推动辖内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建设，加强部门间信用数据共享，健全农村信用体系。事实上，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对于农村地区“不敢贷”“不愿贷”的根源，在于农民属于征信白户，无法辨别其诚信意识与还款意愿，以致大概率造成逾期不良风险。
有关农村群体的信用水平与诚信意识，此前在调研报告中已给出论断。2021年年9月，央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披露，在不良信用的认知维度维度上，81.49%的农村地区的受访者能正确看待不良信用记录的影响，比城镇地区低5.7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城乡之间对于信用的认知仍旧存在一定差异，这也给金融机构的授信带来一定影响。
从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两方面看，农民具备还款能力并不代表具备相当的还款意愿，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各机构之间打通征信渠道，建立农户信用“白名单”，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提升贷款的授信能力。
综上所述，针对农村地区的征信与基础设施改造，必须借助于数字科技。鉴于此，数字乡村建设需要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共同参与，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的乡村振兴生态圈。近年来，数字科技对于农村信贷的改造已取得一定成效，此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报告2021》数据显示，2020年县域数字贷款服务广度得分较2017年增加8倍以上，县域数字贷款服务深度得分较2017年增加3.8倍。
小 结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落实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策引领下，乡村振兴大有可为，数字科技与金融产品的结合将会更为紧密，今后也将展现出更多的“银行+保险+金融科技公司”特色创新服务模式，值得业界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