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牛头分界线,什么是牛头人

  

  本文所讨论的黄河中上游与目前通用说法所涵盖的范围略有不同。现在的说法是西起青海湖,东至太行山,南起秦岭,北至阴山。这里讨论的是以唐朝的地方划分为依据,一般指唐朝的关内路、河东路、龙游路的东部。没有按照隋朝的地方划分。隋朝最高的地方区划只有郡。这一带有40个郡将军,不能一一列举。所以以唐代三路为准。   

  

  到了唐代,内关南起陕西中部的秦岭,北至内蒙古阴山。关内路分属几个州。阴山以北很远的地方有吉姆州,但唐中宗景隆三年(公元709年),张任远修建的三座受降城都在黄河北岸,牛头有1800座山峰,对着那座山的北面,所以突厥人不敢上山放牧。牛头朝那山,是城北三点阴山的一部分。可见当时靠防守的是阴山。河东路现在是山西全省,内蒙古有一部分。道最北的州是云州。云志位于陕西省大同市。云州南北491里2。这一里程不是按直线距离计算的。云州之南是朔州,可以比作云州与朔州之间的里程。朔州现在位于山西省朔县。运州和朔州相邻,交界处在今天山西省的怀仁县和应县之间。从朔州东北到云州有340华里。如果用直线测量,只有225英里。以测云州北界,应不在阴山以北多远。陇右道管辖西北,直到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里所谓的东部,仅限于乌鞘岭以东,其西部的甘肃、凉州都不算在内。   

  

  根据自然地理情况,这三条道路分别位于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三路农牧区在我之前的两本书里提到过,010-30005和010-30006。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的内迁,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农牧区分布有了相应的调整,与前代有很大不同。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变化,南北朝以后,应该会有新的局面。隋四短,二死,不足以当此大任。从唐代开始,卦义绵延了差不多300年,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让中国的河山重新焕发光彩。所以论证很重要,这样才能看到绍兴和兴革的历程,对旧作的补充和修正。   

  

  一、隋时的农牧业地区分界线及半农半牧地区   

  

  隋祭祀虽然短暂,但未能在统一南北的基础上,为农牧区的分布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当地的变化仍时有所闻。即使是局部的改变,有时也能对唐朝以后的设施产生一些影响,所以不能忽视。修建长城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远在战国、秦汉、秦赵、秦汉时期,就先后在北方修筑了长城。长城是为了边防而修建的,实际上也形成了当时农牧区的分界线。因为长城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所以为了农业而放牧只能局限在长城的南北两侧。时间长了,北魏重修。北魏太宗太昌八年(公元423年),长城在长川以南修筑,西起赤城至婺源,绵延2000余里。长川市在内蒙古兴和县西北部,赤城市在河北省赤城县。婺源位于赤城之西,相隔两千多里,紧邻秦汉时期的婺源,或其附近。因此,只有长城西端的一部分在本文所涵盖的区域内。东魏高欢在泗州(今山西省新县)北部山区建城,西起马岭守备(今山西省静乐县),东至土登(今山西省原平县西北9里)。这两道长城作为边防设施,或许有其意义,但不能作为农牧区的分界线。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鲜卑人还保留着游牧的习俗,所以不能改为农耕。北魏初期,建都平城,山东人口迁移建都10,明确了首都的土地范围。所谓冀内农田,是指东起戴军县(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吴山县(今山西省右玉县),南至银关(今山西省代县),北至沈河县(今内蒙古凉城县)。这里应该是农耕区,但它的北面与长川南面的长城并不相连。事实上,在几内亚这片土地的南部,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农耕区。早年跟随高欢的尔朱荣,是“牛羊骆驼马,群色各异,唯粮量”的牧民。朱荣的祖先是北秀任荣人。北秀容位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汉代定襄县界。尔朱荣的爷爷开始住在南秀荣13号。南秀荣位于今山西省新县西北,就在高欢修建的长城内。高欢修建长城时,朱尔氏族已经全部灭亡,当地的畜牧习俗在死不了的时候已经转变为农耕。   

  

  隋朝也继续修建长城。那时,有两座长城建成了。一条是朔方(今陕西省靖边县)、灵武(今宁夏省灵武县)所建,东起黄河,西至随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南至伯初岭(今绥德县东南),绵延七百里。另一条建在幽州(今北京市)以东魏奋县以北,绵延1000多里。魏县在唐代是和合县,在今山西省兴县西部。还有唐代繁峙县(今山西省繁峙县)的长城,东起灵丘县(今山西省灵丘县),东至胡飞县(今河北省涞源县)。它也建于隋朝早期。山西省兴县位于陕西省绥德县东北部,与山西省临县相隔。虽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已经接近黄河岸边了。所以这个长城可以和之前的长城远程连接,也就是说从灵武县城蜿蜒到幽州以东。这远在秦汉长城之内。这两道长城不是建在边境上的,因为五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南部)、榆林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部)、定襄县(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部)、玛依县(今山西省朔县)都在这两道长城的远北。当时,这四个县设在两个长城的北部,这两个长城   

市西<20>。也就是说在今山西省的北部,那时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

  

  不过还不能因此而说塞北已经成了农耕地区。就是在这个沃饶可以屯田的恒安镇,曾安置过突厥降人万余家<21>,说明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特别是还修筑了大利城以居突厥启民可汗<22>。据说为了启民可汗又修筑了定襄和金河2城<23>。大利城就是定襄郡的治所<24>,可能是两种不同记载,因而有了重复。大利城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金河城当在今和林格尔和托克托2县之间,今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在当时就称为金河,恒安镇附近还可说半农半牧地区,金河流域大概要成为游牧地区了。启民可汗后为其别部所攻,因西渡黄河,移居于夏、胜2州之间。夏州就是朔方郡,胜州则为榆林郡。启民在这两州间发徒掘堑,长达数百里,东西皆拒河<25>。这是说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除过胜州外皆已成为游牧地区了。胜州仅辖3县,榆林县是附郭,金河在黄河以东,另外还有一个富昌县,在今准格尔旗南<26>。虽说是3个县,实际上只是鄂尔多斯高原东侧黄河沿岸一条窄狭地区。稍后一点,启民可汗的部下更住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据说是“人民羊马,偏满山谷”<27>。甚至还有南人长城的。西突厥特勤史大奈就曾移居于娄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28>。隋代长城的修筑本是为了防备突厥。突厥既人长城,则所至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游牧地区。

  

  如上所说,隋代的长城西起灵武,东经幽州,达于海滨。仅就黄河上中游来说,长城以北,游牧地区多于农耕地区。就在长城以南也不是没有游牧地区的。最主要的应是稽胡活动的地区。据说“自离石(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以西,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29>。其北更蔓延到绥、银2州<30>。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这2州于隋时为雕阴郡。其更南又复蔓延于上郡<31>和丹州<32>。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丹州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隋时这里是属于延安郡(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的。这是说,稽胡主要活动区域,兼有今陇东、陕北和山西吕梁山西各地。这一族人的习俗,据《周书·稽胡传》说:“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好像这是一个完全从事农耕的部落。如果细释《稽胡传》的文意,还是有些问题。说是“亦知种田”,看来并不一定以种田为主。在北周时,对于稽胡固然是“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役,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33>。可能是居于平原地方的已经从事农耕,居于山谷阻深的仍从事畜牧。这只能是畜牧,是不可能有很广阔的草原从事于游牧的。为什么居于山谷阻深的仍能从事畜牧?因为他们本是从事于游牧的部落,山谷阻深的地方和外界接触不多,故仍能保持其原来的习俗。正是由于能保持他们的习俗,所以像北周这样的政权,都未能尽数役属。

  

  稽胡既然亦知种田,因而就有积谷。杨忠为北周伐齐,稽胡拒不供给军粮,忠乃施诈计,谓欲与突厥回兵讨伐,于是诸胡乃相率归命,馈输填积<34>。稽胡既有畜牧业,复有积粟,当是半农半牧。积粟不少,显出农多于牧。稽胡到隋时已逐渐消沉,不能以武力相抗衡。由于“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35>,这样半农半牧的遗俗,可能还继续维持若干岁月。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招慰稽胡,于延川县(今陕西延川县)置基州,则其人还有相当的势力。

  

  《隋书》于《地理志》中,特别提到安定、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宁县)、上郡、陇西(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6郡,说是:“于古为六郡之地”;并说: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所说的古代6郡,是指西汉时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36>。这里面有点差别。汉代6郡中有西河,五金城;隋代6郡却是有金城,无西河。其他诸郡名称相同,所辖的地区却未能前后完全沿袭不改。譬如,汉代的北地郡有今陇东马莲河流域,向北一直伸到宁夏银川市以北,隋代的北地郡却只有今甘肃合水县以下马莲河下游各处。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差异,《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勤于稼穑,多畜牧”,还是可以相信的。《隋书·贺娄子幹传》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传》中说:“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勅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37>。从这一段记载里,可以看出当地半农半牧的风光。这段记载里以陇西和河右对举。当时固然有陇西郡,河右却有武威、张掖、敦煌3郡。以1郡和4郡并论,似乎不很相当。且贺娄子幹当时是以行军总管率军出征,并不是一个地方长官。在于幹所上的书中,特别提到“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则这里所说的陇西应与陇右为同义语。如果是这样,则陇西就非仅指一郡,而是兼指陇山以西各郡而言。就是天水、金城诸郡也都应包括在内。这样所谓陇西就可以和河右相提并论了。

  

  《隋书·地理志》于上述6郡之外,还提到平凉(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朔方、盐川(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灵武、榆林、五原6郡,说是“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这样的评论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天水、陇西等六郡的说法相仿佛。班固说那6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38>。固然是边荒所在,容易多尚武节,可是在那时,要修习战备,就得饲养马匹。这也显示出这几郡当时是有一定畜牧业的。其实平凉、朔方、盐川、灵武4郡就是从汉时的安定、北地、上郡析出来的。另外,还有雕阴(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延安(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弘化(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3郡,《隋书·地理志》说是“连接山胡”。山胡就是上面所说的稽胡。如果追溯渊源,弘化郡乃是汉时北地郡的中部,延安郡和雕阴郡乃是汉时上郡的中部,只是雕阴郡还有汉时西河郡的一部分。如果隋天水、陇西等郡还有汉时6郡的遗风,这几郡也当不至成为例外。这不能说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汉时的旧俗到隋时还依然存在,而只能说是在自然环境没有很大更动的时候,当地居人适应自然环境,就前后有所仿佛。

  

注释:

  

<1>《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牛头朝那山,《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作牛头牟那山。或以牛头为一山,牟那为一山,恐误。

  

<2><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云州》。

  

<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朔州》。

  

<5>《历史地理》创刊号。

  

<6>《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由学论文集》。

  

<7>《魏书》卷三《太宗纪》。

  

<8>《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9>《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10>《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当时迁徙到平城人口很多,这可能是最多的一次。

  

<11>《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1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13>《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忻州》。

  

<14>《隋书》卷六○《崔仲方传》。按《传》说:“东至黄河,西拒绥州”。绥州东侧诚有黄河,然距绥州过近,且与朔方、灵武无关。颇疑此处当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

  

<15>《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岚州》。

  

<16>《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蔚州》。

  

<17><18>《隋书》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

  

<19>《隋书》卷六一《郭衍传》。

  

<20>《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

  

<21><23>《隋书》卷七四《酷吏·赵仲卿传》。

  

<22><25><27>《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24>《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26>《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28>《新唐书》卷一一○《史大奈传》。

  

<29>《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0>《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又卷二七《辛威传》。

  

<31>《周书》卷二《文帝纪》,又卷五。《郭荣传》,又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2>《周书》卷二七《辛威传》,又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3>《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4>《周书》卷一九《杨忠传》。

  

<35>《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36>《汉书》卷二九《地理志》。

  

<37>《隋书》卷五三。

  

<3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来源:《唐史论丛》1987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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