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出口海外始于唐代越窑,正式形成规模和体系是在南宋,到了元代大到“中国”开始指代中国,到了明代又达到一个高潮。
从唐代开始,余姚的上林湖后来居上,基本上成了越窑的代名词。余姚今属浙江宁波,绍兴上虞以东,即“耀州”,武德在此任越州总督四年。这说明从唐代开始,越窑的生产中心开始东移到现在的宁波地区。唐代发现越窑遗址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唐代鄞县,即现在的宁波市鄞州区,在余姚以东。月瑶产地的这种明显东移,无疑指向了宁波的入海口。也就是说,从唐代开始,瓷器的运输水路不再局限于内河,而是发展到了海上运输。同时也说明唐代越窑青瓷一定是开始出口海外的。唐代宁波(通称明州)作为出口口岸的萌芽,无疑是宋代明州海运公司的起源。也是元代以后福建瓷器和广东瓷器的历史起源地,依托外销口岸形成。
挣世界的钱
绍兴十一年,宋与金媾和,宋以50万(白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和放弃中原的代价获得“和平”。这个价格比廖之前的成本高了67%,但和当年相比,土地几乎少了一半。同时,半个国家要支撑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也不小。惠宗大观四年,宋代户籍人口2088万。绍兴三十二年皇帝退位,宋朝户籍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万。看来,半壁江山确实等于半壁江山。但是,一半国家的人还是要承担几乎整个国家的成本。就这样,形势逼得南宋朝廷比北宋朝廷赚钱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只是评价南宋的统治阶级。他们和其他时代的同龄人一样,没有打着人民的主意去“竭泽而渔”。相反,他们继续挖掘商业潜力,开辟新的贸易途径。这条新路就是开放外贸,取得外贸税。
宋代海外贸易主要由市舶司管理,全称市舶司,其职能在《宋代食货志》中有所描述。《宋史卷一百六十七》 :
提举市舶司:掌管舶来货物和船只的收集和交易,久已有人远道而来。
这一机构设置在宋朝控制下的沿海港口城市,最初的职能主要是管理进口,即管理“蕃货、船只的征集与征收”等事务。其组织在宋代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元佑之初,福建路就设在泉州。大观元年,浙江、广州、福建的船务官重新设立.建言之初,闽浙航运部划归航运部,不久又重新组建。绍兴二十九年,朝臣曰:“闽、广南各置一州,浙、浙之船造五里。”大道之初,官员还说,浙江两省推动贸易公司解决刮伤问题。他们说,福建和广南都有贸易公司,货财广阔,任命官员提拔是合适的,但浙江两省是多余的。从中。还是委托一一知州、法官、知府、监工,交通部门缺人。
宁波博物馆收藏宋代明州船公司官证。
一般来说,宋代的主要贸易办事处位于两条浙江路,即广南东路和福建路,具体为温州、明州(宁波)、秀洲(嘉兴)、泉州和广州。浙江路贸易公司被关闭后,主要的对外贸易管理港口
贸易公司的收入看似不小,但宋朝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
南方和三线航运公司收入颇丰,但金、银、铜、铁、海运损失惨重,尤其是铜钱。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净流出必然是由于贸易逆差。说白了,买别人的东西远不止卖。这无疑是危险的。因此,南宋朝廷采取了极其重要的措施。《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
(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朝臣说要用金银购买,放了可惜,下令公司停止使用丝绸、织锦、珐琅。
即宣布国际贸易结算将采用易货方式,用于支付进口价款的国内货物为丝、绸、锦、绮、瓷、漆器。我们不知道南宋采取这一措施是否只是为了遏制金属货币的流失。但在南宋的对外贸易中确实起到了很强的作用,可谓事半功倍。同时也为未来6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顺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此举意味着宋朝把自己的内需强行变成了别人的内需,也就是自己的市场。
宋代因为内需,大量进口“香货”。当纺织品和瓷器作为支付的主要结算工具时,一方面保护了国内的金属货币不外流(宋代大量发行纸币,一旦贵金属外流,纸币就失去了充分的抵押品,国内经济体系就会大乱);另一方面,强行出口国内商品,相当于将进口额转化为国内相关产业的销售额。不仅贸易逆差瞬间消失,国内经济总量也立刻出现了相应数值的增长。此外,这个国家的城市很容易交易。
有垄断机构,一定可以在这两次货物转化中给朝廷赚取极高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强行培养了中国商品的海外市场,特别是瓷器消费市场,可以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当时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瓷器消费习惯,因为瓷器过于贵重而他们又不会生产。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中,记述了登流眉国,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 。在波斯国(今伊朗),只有国王才用得上瓷器来盛饭。渤泥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记载,他们饮食也不用器皿,用树叶一捧就开始吃,吃完就把树叶扔了。这些瓷器贸易的广大“处女地”,就因为嘉定十二年的这个举措,而得以被开垦。瓷器因易货而输入各个地区,自然从当地上层开始培养出瓷器的使用习惯,从而开拓出极为广大的市场。从元代到明、清,中国瓷器成为风靡世界的商品,成为中国的贸易利器,甚至“china”最终变成了中国的名称,都应该溯源于南宋朝廷的这一决定。
《诸蕃志》一书的著者是赵汝适,此人本职就是福建路市舶提举,因此此书就成为研究南宋对外贸易的最完整文献。书中列举了大量用瓷器进行“博易”的贸易项目,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有十五个,包括如今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坦桑尼亚等。涉及的瓷种主要有青瓷、青白瓷、白瓷等。这些项目所带来的巨大订单,就让这些瓷种的产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龙泉窑。
南宋在温州设立市舶司以后,为龙泉产品的外销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龙泉窑群大都分布在瓯江水系河流两岸,大量的青瓷可以沿着瓯江、松溪顺流而下运抵温州,再由温州市舶港运销海外。两浙路罢市舶司后,龙泉窑产品继续通过泉州市舶司外销。据统计,其外销的国家有日本、朝鲜、埃及、菲律宾、越南、缅甸、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南也门、斯里兰卡、巴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苏丹、坦桑尼亚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北非的埃及,是出土宋代龙泉青瓷最多的国家。龙泉瓷到了埃及也就意味着到了地中海沿岸,跨越地中海就是欧洲。这离元代龙泉青瓷在欧洲上流社会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瓷器代表已经只有半步之遥了。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刻花粉盒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龙瓶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刻弦纹瓶
龙泉青瓷引领的对外瓷器贸易,不但让它本身成为最大的瓷系和青瓷掌门人,也带动和催生了福建路瓷系的诞生。现在中国瓷器的另一主产区福建,就在此时起步。应该说,当中国瓷器开启了销往世界这一新时代时,龙泉窑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也因此,在景德镇这个“瓷都”出现之前,龙泉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瓷都”。
以上的事件及其引发的制度变化皆发生于元初,也就是从最早的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到最晚的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之间的34年间。这样,从元初开始,元朝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外贸体系,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这个体系管理和支撑了愈发规模庞大的对外贸易。这种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中,瓷器是绝对的主角,元帝国也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瓷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