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期主题：古代希腊世界钱币的起源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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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被西方视为第一个广泛使用金属硬币的民族。为什么希腊人发明并接受金属硬币？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占主导，也有学者强调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不同，为希腊硬币寻求非经济来源。事实上，硬币在古希腊世界的流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硬币一旦被广泛接受，就有了独特的功能。除了用于日常交易，希腊硬币还承载着更突出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硬币上的图案能传达什么历史信息？货币政策和巩固王室统治有什么关系？本期发表的文章试图回答古希腊世界硬币的起源和作用，为读者奉上晚餐。
钱币在古希腊城邦中的广泛使用
作者：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大约在公元前364年(比方说公元前363年)，后来成为雅典知名政治家的德穆斯蒂尼对他的监护人福伯斯提起诉讼，指控后者在担任监护人期间侵吞财产。在审讯中，德莫斯蒂尼小心翼翼地列举了父亲留下的财产：两间手工业作坊、一栋房子、借出并存在私人银行的现金，总计约14塔兰特。这起诉讼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莫斯提尼父亲分配资产的方式：除了土地和牲畜，还有房屋、奴隶、作坊里的材料等不动产，以及总计5塔兰特16米纳的现金贷款和存款。还应该指出，狄摩西尼将他的所有财产，无论是房屋、奴隶和材料，还是家具和珠宝，都兑换成了现金。可以看出，议长本人和负责裁决的陪审团法庭中的陪审员都默认，计算财产最便捷的方式是用现金来衡量，而货币显然已经在雅典人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政治家佩里克莱斯忙于政务，把家务安排得尽可能简单：他把每年的收成一次全部卖掉，需要商品的时候就去市场购买。他还雇了一个管家来帮助管理所有的家庭开支。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谈到农民迪凯奥波利斯(Dikaiopolis)的行为时，首先说他非常怀念农村，那里“不知道有没有叫卖，所以什么都自己生产，什么都不用买”。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虽然被迫搬到了城里，但对这里很不习惯，尤其讨厌听到小贩们天天喊着在那里卖醋、木炭、油。然而，在该剧的结尾，编剧出人意料地要求他的主人公开辟一个和平的市场，用一串大蒜和一桶盐从麦加拉人那里买下两个女孩，逮捕一个告密者作为“陶器”并从比田人那里交换鳗鱼和各种野味，并用这些购买的物品举行盛大的宴会。
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硬币
在雅典城邦层面，金钱似乎渗透到国家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城邦就开始给担任公职的公民发放津贴，包括6000名陪审员和其他官员，加上重装步兵和舰队水兵，共计20000人，他们都领取各种津贴。公元前4世纪初，参加公民大会的人也领取津贴。所有这些津贴都以现金支付。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提到，一名陪审员不得不依靠他的陪审团津贴为一家三口买面包。雅典最重要的节日——泛雅典娜节，虽然奖品是牛羊橄榄油等实物，但都折算成现金价值。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当佩里克莱斯说服雅典人有能力迎接斯巴达的挑战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雅典有足够的现金和海军舰队。依靠强大的海军和充足的金钱，雅典人有能力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金钱在希波克拉底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雅典建造战舰的费用来自劳里翁银矿的收入，而这笔钱过去是按照惯例分配给公民个人的。因此，至少在古典时代，硬币一直在雅典城邦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多数其他希腊城邦也广泛使用货币。公元前6世纪末，特尔斐的女祭司已经两次受贿，发布了反对雅典暴君的神谕，最终导致了暴君的倒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斯巴达是个例外。在波利比乌斯的作品中，斯巴达人拒绝使用金银货币，但一旦他们去了爱琴海，他们就不得不受货币的影响。其实斯巴达人并不是不知道金钱的力量。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两位斯巴达国王因收受金银贿赂被废黜。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斯巴达用波斯的钱组建舰队，最终赢得了战争。在色诺芬和相当多的古典作家看来，斯巴达衰落的原因之一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大量的金银流入斯巴达。斯巴达人允许货币泛滥，财产集中，以至于大量公民破产，失去了控制霸权的资本。考虑到金钱的力量，柏拉图拒绝给予金钱任何地位，尽管他在苏格拉底构建他的理想城邦时承认城邦需要工匠和商人。
上述史实使美国学者沙普斯认为，公元前6世纪以来的希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货币化。货币化摧毁了荷马社会的贵族统治，创造了以财富为基础的寡头政治和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并深深影响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
近年来对小额代币的研究似乎为古希腊货币经济的流行提供了证据。有学者曾认为，希腊城邦发行硬币大多是出于政治或军事需要，而不是为了贸易：早期的硬币缺少小型代币，日常交易和使用不便。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以弗所阿耳忒弥斯神庙的窖藏中有小代币，这是最早的希腊货币。后来在地窖里，代币的数量与日俱增，最小的代币只有0.21克，大约来自400个模子。照此计算，小额代币的发行量可能达到百万。这么小
额的面值和庞大的发行量，只能被理解为钱币被广泛用于日常交易。到公元前5世纪，更小的辅币出现，雅典的钱币有小至1/16奥波尔者（重为0.044克）。如果当时雅典一个成年男性一天的生活费2奥波尔是正确的估计，那么最小的辅币只有一天生活费的1/32，显然足以满足任何小额交易的需要。与钱币用途紧密相关的是，希腊人缘何发明或者愿意接受金属钱币？据希罗多德记载，西方世界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和经营零售商业的是吕底亚人。他们的做法启发了希腊人，公元前6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首先铸造银币，后迅速扩展到希腊大陆以及希腊其他城邦。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最有影响的是雅典的钱币。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枭币（因钱币上刻有雅典娜的象征猫头鹰得名）成为希腊世界的通用货币。最早使用钱币的城邦在人们的印象中多工商业发达，加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贸易促使货币产生的权威论断，使得近代的学者们一度普遍认为，贸易的需要促使了货币的产生。
作为结算和交易媒介，有官方权威保证质量且标准统一的货币，确实有利于贸易。但希腊钱币学的研究似乎不支持这个理论：希腊大陆上发行钱币较早且数量较多的地区，例如色雷斯和马其顿，贸易并不是很发达。同时，希腊城邦1000多个，大多数都发行自己的钱币，且钱币单位和成色还不一致，多样和杂乱的钱币毋宁是对贸易的阻碍；古代西亚和埃及长期以来从事贸易，但当希腊人的钱币已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流通时，西亚和埃及人仍拒绝使用金属货币。所以，仅用商业贸易来解释希腊城邦乐于使用钱币，难以完全让人信服。学者们提出的其他理论，如支付雇佣兵费用、突出城邦的认同等，或许能够解释某个或者某些城邦最初发行钱币的理由，却不能说明希腊人缘何在钱币被发明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迅速接受金属钱币，并且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事实。
法国学者布里松从希腊城邦公民平等的原则出发，认为除希腊本身富有银矿资源和打制钱币的技术外，使用钱币作为交换，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钱币既不会考虑使用者的出身，也不会带上使用者贫富的标记，所有使用钱币的人，在钱币的价值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理论强调了城邦政治和社会结构与钱币之间的联系，颇有启发，但许多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也使用钱币，寡头制强调人类天生不平等，还有些城邦则使用他国的货币。
更重要的是，从世界范围看，古代印度和中国同样使用钱币，而且相当广泛，但它们的政治体制明显不同于希腊城邦。因此，对希腊人广泛使用钱币，我们确实要充分考虑政治因素——所有钱币都是希腊城邦当局发行，而且由城邦保证成色，体现了城邦的权威，也要顾及不同城邦发行钱币动机的复杂性：希腊城邦1000多个，每个城邦在发行钱币时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但我们还应注意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论断，从经济角度去探讨希腊钱币的起源和作用：城邦发明和接受钱币的前提，已经预示了贸易的存在，甚至色雷斯与马其顿也不能自外于贸易交换。它们之所以生产和出口银币，是因为希腊世界有这类需求，其他城邦也必须用适当的货物换得金银钱币。埃吉纳和雅典发行钱币时，那里的贸易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兼顾各个城邦具体的背景，也许是解释希腊城邦钱币流行更可行的路径。
托勒密君主的钱币改革与王朝奠基之路
作者：戴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在世界古代经济史领域，持续近百年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是20世纪世界古代史研究中最著名的论战之一，其中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的钱币与经济则是分歧最大的。现代化派的代表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认为，托勒密王朝实行垄断式经济管理，钱币体系是其计划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芬利持原始主义观点，他反对古代国家有制定经济政策的意图和做法，认为钱币发行只是政治现象，对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在今天看来，罗斯托夫采夫以埃及中部法雍地区的芝诺档案为依据，片面强调埃及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似性，推论有以偏概全之嫌，计划经济一说无法令人信服。芬利则因为忽视纸草文献和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变化，而遭到纸草学家的批评。近年来，随着被芬利忽视的钱币学、铭文学以及纸草学不断发展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讨论不再局限于区分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差异，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希腊化时代埃及钱币扮演的政治与经济角色。
希腊化时代埃及钱币的发行与流通是一个划时代事件。在法老时代，埃及以实物交换为主要贸易方式，从未大量发行钱币。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30年）建立后，在雅典银本位的基础上，于大约一个世纪中建立起独特的金、银、铜三钱币体系，逐步实现了货币化，成为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托勒密家族为何无视埃及传统，坚持在埃及发行钱币？这固然有继承亚历山大传统的因素，但也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他的庞大帝国因继承人孱弱面临分裂危机。托勒密占据埃及，私自募兵，控制铸币厂，越权发行钱币，开启了王朝的奠基之路。新发行的亚历山大币沿用了传统制币标准和经典图案：金币斯塔特和银币四德拉克马正面是披着狮皮的青年赫拉克勒斯头像，背面凸显端坐于王座之上的宙斯，右手持鹰。钱币成为挑战摄政王佩狄卡斯权威的象征和政治武器。不久之后，托勒密计夺亚历山大遗体，葬之于亚历山大里亚城，引发帝国内战。佩狄卡斯被击败后，托勒密控制的埃及实际处于独立状态。约公元前319年，托勒密强化先主亚历山大的埃及色彩，呼应亚历山大阿蒙神之子的神化宣传，发行新银币，取代上一版四德拉克马。新币正面展现亚历山大戴象盔、耳旁伸出阿蒙神角的新头像，暗示亚历山大是一位埃及神祇，间接捍卫了托勒密的合法统治和继承者身份。
公元前306年的萨拉米斯海战成为一个重大转折。托勒密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埃及门户大开。独眼龙安提贡取胜后称王，并举兵入侵埃及。存亡之际，托勒密被部下拥戴为王，正式以托勒密一世之名铸造金币和银币，表明自己不再是亚历山大的总督，而是一国之主。金币正面是托勒密一世戴着马其顿王冠的头像，背面则是亚历山大驾着大象战车的形象。国王头像居于钱币正面在希腊化世界或为初次，积极的政治宣传提升了士气以及托勒密的国际声望。随后，托勒密击败入侵者，盟友罗德岛也大受鼓舞，虽遭安提贡大军包围，却坚信托勒密的支援，竟在援军未至的情况下奇迹般坚守一年，让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无功而返。
在托勒密一世建立王朝过程中，钱币也起到了调节经济、增加收入的作用。尤其是海战失利之后，筹募资金重建舰队成为最紧迫的工作之一。托勒密一世遂改革币制，废弃希腊化世界通行的阿提卡银币的重量标准，命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王室工厂铸发新币，重量由17.2克减至15.7克。国王在埃及和海外属地强制推广新币，禁止阿提卡银币在其势力范围内流通。与埃及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按照托勒密王朝的汇率兑换埃及钱币，方便埃及国王赚取差价。
几年之后，托勒密一世又进行改革，重新设计了钱币上的图案，增加他的名字，神化色彩也更为浓厚。他首次发行了三斯塔特面额的金币，价值60银德拉克马。钱币正面依然是托勒密头像，但背面改为一只鹰立于闪电之上。或许是出于经济竞争的考量，他继续发行银币，但新银币重量降至14.27克，更接近腓尼基标准。这或许意味着埃及增强了与迦太基以及其他腓尼基城邦的贸易联系。另一方面，四德拉克马多次减重之后，限制了银币外流，有利于国王保持银的供应。埃及的银币标准由此确立下来，并沿用至王朝终结。
大约在同一时期，托勒密王国开始大量发行铜币，以弥补贵金属钱币的短缺。埃及市场上同时流通金、银、铜三种金属钱币，可依照官方规定的汇率进行兑换。铜币的发行是希腊化时代独一无二的现象，与埃及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这不仅增加了王室的收入，也保证了市场上有充足的钱币流通，维持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托勒密二世时代，早期的钱币政策得以延续并发展，钱币开始在王室宗教和税收上扮演重要角色。公元前272年，托勒密二世和王后阿尔茜诺二世并称兄妹神，发行了更大的1明纳版金币，价值100银德拉克马。正反面分别是国王和王后以及父母托勒密一世和贝莱尼斯一世的叠放头像。一年多之后，王后离世。托勒密二世为她设立祭仪，征收赋税，发行10德拉克马银币。钱币的正面是阿尔茜诺二世头像，饰以阿蒙神之象征羊角，背面印有王后尊名与神化的头衔，图案为王权带缠绕的双丰饶角，盛满粮食和水果，象征丰产，使人联想到女神伊西丝或赫拉。后代君主继续发行这些钱币，同时也沿用类似的设计，为纪念女性王室成员发行新钱币。
托勒密二世还开启了为纪念战争胜利发行钱币的先河。在赢得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之后，他印发了正面为自己头像的银币，并且只在新征服的地区流通，似有宣示主权之意。到托勒密三世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中大败劲敌塞琉古，托勒密王国的钱币已通行于小亚细亚沿海城邦以及色雷斯等地，钱币上的托勒密三世以肩披狮皮的赫拉克勒斯形象出现。
为增加收益，托勒密二世于公元前264年推行了钱币税收改革，钱币充当了地方经济整合的重要媒介。改革增加了果园税和人头税等。王室的代理人取代神庙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织者，希腊私人资本涌入埃及，钱币作为税收结算以及支付报酬的重要方式，迫使当地人参与到国家商品经济中，钱币在埃及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国王还发行了新铜币，正面为具有希腊和埃及混合元素的戴桂冠、耳旁伸出羊角的宙斯—阿蒙神头像，背面是栖息于闪电之上的两只鹰。王国还发行了更大币值的铜德拉克马，重量达到72克，是前朝发行铜币的两倍。这些铜币主要在希腊城市以外的地区流通。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以及一度独立于王国之外的昔兰尼等地，均接纳埃及新铜币。
至此，托勒密王朝发行的钱币范例、流通模式大致定型，延续至王朝终结。托勒密一世开创了王朝，托勒密二世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奠定了国家的框架。早期君主通过数次钱币改革维持了强大的舰队、海上帝国、希腊雇佣军和行政系统。军事上的成功以及政策上的延续性保证了埃及税收货币化进程的完成，钱币支撑起王国的经济和财政体系。托勒密家族逐步完善法律、公证以及类似于现在的信托、银行等机构，长时间维持了钱币流通体系和粮食价格的稳定，建立起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
古希腊钱币上的体育竞技
作者：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古希腊人热爱体育运动和比赛，不但每个城邦有自己的赛会，而且创建了多个所有希腊人都可以参加的“泛希腊赛会”，其中奥林匹亚赛会创办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也许正由于竞技比赛的普遍性和日常性，在文献资料中反而很少得到详细记述，作家们更愿意去讲述那些不常发生或他们认为更重大的事情。与文献资料形成对比的是，古希腊人留下了大量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实物资料。在这些实物资料中，钱币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集实用性、公共性、可携带性、形象性、传播广等特点于一身，包含着极为丰富和多维的历史信息。
古希腊的体育赛会，不论从起源还是从举办方式来看，都带有强烈的宗教背景。希腊人不仅认为他们所信奉的众神都是热爱体育运动和比赛的，而且每个赛会甚至每种运动项目都是由某位神灵创造和发明的。由此，希腊人把人世间的运动比赛视为对诸神的一种庄严的崇拜或模仿，神灵们不仅是各项运动比赛的见证者和监督者，更是维护者和助佑者。在希腊钱币上，神灵的形象是最为常见的题材，且很多与运动比赛有关，因为几乎每个赛会都与一个或多个神灵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伴生关系。
在奥林匹亚，钱币上最常见的神灵就是威严无比的天神宙斯，以及与之伴随的鹰和闪电的形象，仿佛时刻告诫参赛者们要遵守规则。在另一个泛希腊的皮提亚赛会举办地德尔斐，阿波罗崇拜居于中心，钱币上多为英俊潇洒的太阳神形象，旁边不仅会有竖琴（在体育比赛之外，还设有音乐比赛成为皮提亚赛会的一大特色），还会有神圣的三足鼎（曾作为优胜者的奖品，有人认为是现代奖杯的来源）。尼米亚赛会同样是泛希腊的，传说中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制服并杀死尼米亚的狮子之后创办，因此，健硕和裸体的赫拉克勒斯与狮子搏斗的场面，成为尼米亚钱币最常见的题材，旁边还常有狮子皮和大棒作为装饰。这些神灵的形象不仅具备运动比赛背景，而且还以比赛优胜者才能获得的当地某种神圣植物编制的头冠来装饰，比如，奥林匹亚是橄榄枝冠，德尔斐是月桂冠，尼米亚是野芹菜冠。尽管这些神灵的崇拜带有一定的地方性，但他们的形象都会出现在希腊各地的钱币上。在这里，还要说到一位与运动比赛关系尤为密切的神灵，那就是带有双翼和身着长裙的胜利女神尼克。可以说，她在所有神灵中“出镜率”最高，因为在希腊人看来，运动比赛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优胜。在钱币上，她有时单独现身，但更多时候飞翔在运动员上空，手持桂冠，加油助阵。
如果说希腊钱币上与运动比赛有关的神灵形象大多具有象征意义，是这种活动的间接反映。那么，希腊钱币上大量对比赛本身的描绘多出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是古希腊体育运动和比赛的直接产物，为体育运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发行的带有赛马图案的银币
在希腊体育赛会中，运动项目大致相同，但也有各自的特色。以奥林匹亚为例，常设项目有两大类，一类称为“马赛”，包括赛马和各种马车比赛，此类项目门槛较高，参赛者需自备马匹和车辆，所以均为富人。另一类称为“裸体竞技”，参赛者大多裸体上阵，主要包括各种赛跑、五项全能（跳远、掷铁饼、掷标枪、赛跑和摔跤，其中前三项不设单项）、拳击、摔跤和希腊式搏击等。与“马赛”不同，“裸体竞技”门槛不高，原则上讲不论贫富都可参赛。除了常设项目，奥林匹亚赛会还曾经设立过一些非常设项目，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比如骡车和驴车比赛等。就各个城邦举办的地方赛会而言，除了上述项目，还会设立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比赛项目。我们看到，在古希腊的钱币上，并不是所有比赛都得到了展示，会受到人们的喜爱程度、描绘的难易以及货币的介质性质等方面的影响。
其中，以“马赛”为图案的钱币，不但数量最大，而且最为全面和生动。包括赛马、两马赛车和驷马赛车在内的几乎所有马赛项目都出现在钱币上，画面经历了从静态到慢跑、再到飞奔的过程，从中可见钱币的铸造者和使用者对这类比赛的钟爱。“马赛”的题材之所以受到欢迎，与“马赛”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在希腊，拥有马匹和车辆是一个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因此，“马赛”也成为富人、贵族和政客们炫耀财富、获取荣誉以及积累政治资本的竞技场。在提升个人声望的同时，比赛的胜利还会给城邦带来巨大的荣誉。加上钱币本身就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获取过“马赛”优胜的城邦及其统治者们不遗余力地以钱币的形式来展示这项比赛，就很容易理解了。此类钱币中数量最大且最为精美的，当属西西里城邦的僭主和马其顿王室发行的钱币，他们在历史上多次获得各大“泛希腊赛会”中“马赛”的优胜，并试图以这种方式稳固和宣示自己在国内外的统治地位和影响力。此外，钱币上还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设的或带有地方特色的马赛，如公元前5世纪雷吉翁的僭主阿那克西拉斯发行过骡车比赛的银币，上面可以看到驾车手坐在类似于车厢的高座位上；在以养马著称的拉里萨的银币上，则展示了马上火炬接力和斗牛比赛等地方特色项目的生动场景，也印证了文献资料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公元前5世纪科斯岛发行的带有掷铁饼运动员形象的银币
在描绘“裸体竞技”的钱币中，最受青睐的要数五项全能运动。这项运动不但最符合古希腊人体育运动所追求的身体全面发展，而且与他们热衷于和谐与比例之美的审美观契合。而在这五项运动比赛中，展现最多的形象是掷铁饼运动员，如果说米隆的《掷铁饼者》在雕刻艺术上近乎完美地展现了这些观念的话，那么大约公元前5世纪科斯岛发行的带有掷铁饼运动员形象的银币，则成为钱币艺术中的杰出代表，深受收藏者的喜爱。除了五项全能运动，摔跤也是被展现较多的运动项目，其中以公元前4—前3世纪小亚细亚的埃斯蓬杜斯发行的银币最为精美。摔跤运动深受欢迎，不仅因为其颇具激烈性和观赏性，还在于摔跤既需要体能，又需要技巧，是希腊人最为推崇的勇敢和智慧两大美德的完美结合。
钱币的证史功能不仅体现在运动和比赛本身，还为复原赛会的诸多历史细节提供了线索。例如，当年摆放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中高达十几米的宙斯神像，出自于希腊最著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之手，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公元2世纪到访此地的希腊旅行家鲍桑尼阿斯曾描述过这座神像的宏伟和精美，公元5世纪该神像被运到君士坦丁堡，不久焚毁于一场火灾。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对奥林匹亚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研究，还在圣域附近找到了专门为菲迪亚斯修建的工作坊的遗址，但宙斯神像的真实模样却看不到了。幸运的是，在罗马皇帝哈德良时期发行的铜币上，这座宙斯神像得到了细致和逼真的展现，人们发现，它与鲍桑尼阿斯的描述完全相符。再如，奥林匹亚赛会最后一个盛大仪式就是为优胜者授予橄榄冠，据说制作桂冠的橄榄枝非同一般，取自宙斯神庙背后的一片野生橄榄林，赛会开始时就安放在赫拉神庙中用黄金象牙装饰的桌子上展示，这个赛会的诸多细节同样出现在钱币上。
总之，不论在神话还是在现实层面，对古希腊体育竞技的研究来说，钱币资料都起到了弥补文献资料不足和以图证史的重要作用。正如英国学者伊恩·卡拉代斯在《古希腊货币史》中所言：“古希腊钱币的魅力之一在于，每一枚单品都可以是一部历史文献，而且新的单品还在出现。”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1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