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人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着国家的现实意识。后浪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是一本打破个体思维模式，追寻民族失落历史，探索家国意识逻辑，挑战读者智力边界的书。郑子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门槛极高、难度极大的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这些一向被认为“独树一帜”的学科，变成了近50个精彩的故事。他整合了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文化的核心问题。并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内在统一的连贯逻辑的中国。
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梦，很多以此为题材的网络小说经久不衰。
但是，适应真实穿越需要极高的技术含量。即使忽略了阿玛皇帝戴的表，汉朝的椅子，唐朝的西红柿等细节，更大的问题是听不懂对方的口音。
残酷的事实是：以公主身份穿越到大清时，我几乎无法释梦；回到元明时代，古人多半会觉得你的口音怪怪的，但你大致能听得懂；在穿越唐朝之前，是很惨的。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将被视为来自东方王国的游客，在被红红神庙接收后，你将被送去学习中文。如果你运气不好，你可能会被当作外国间谍。
有人会想，难道不能用文言文解决吗？
是有计划，但是操作起来很难，——的正宗文言文，远不是受过普通古文教育的中国人写出来的，而且古人通常不会说文言文。即使你已经把文言文的语法和词汇学得炉火纯青，在写作上也只能和少部分人对话，这和外国游客没什么区别。
更何况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现代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所以只要用粤语，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和古人对话。
那么，古人的发音是怎样的呢？如何确定单词的古读音？说粤语真的能和古人“无缝对接”吗？
解释这些问题，要从汉语的独特性说起。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汉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读音——，即音变不体现在文字上。这个特点不仅让普通人缺乏音变意识，出行更加困难，也给研究历史音变的专家增添了麻烦。古人没有留下任何音频和视频，现代的发音被汉语发音复杂的历史变迁所干扰。语言学家怎么知道现代的哪些词和古代的发音一样，哪些不一样？
第一，靠韵书。一本书的韵大致相当于一本古代词典，自然要标注读音。汉语韵书一般采用反切法：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分别用其他字标注。如《大宋重修广韵》中的“东”注为“德宏车”。3354采用“的”的声母，“洪”的韵母和声调。当然，要想理解反切法，首先要知道所用单词的读音，这一点在现在理解起来还远远不够清晰。不过，反切注音的排列虽然不能直接建立读音，但可以画出当时语音系统的框架。
第二，靠汉字本身。汉字不是完全独立于语音的。通过大量形声字与古今字的对比，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比如“鲁”的音是“格”，普通话里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不受束缚的。但古人用“路”的音作为各路的音，说明古时候两个字的读音一定是接近的。
第三，诗词押韵。海、景、毛、齐、里、支，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几乎没有一种汉语方言能让它们的读音完全押韵。但在曹操的诗《观沧海》里，这六个字押韵。整理…的押韵变化
最后，有些散见于文献，没有系统描述。比如《吕氏春秋》年，董国雅观察到齐桓公的口型是“哞而不哞”(开而不闭)，成功判断出齐桓公“说的话也是‘居’”，从而揭示了齐桓公和管仲攻居的情节。相反，今天的普通话以“居”为口。可见，古籍中类似的描述是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古音的。
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分析，可以追溯到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比如“Ta”来自巴利语thupa，在《广韵》中的意思是“吐切”。一般认为是押韵，但现代方言粤语读作taap，韩语读作tap。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Ta的所有押韵字都和同一个韵母(如
目前学术界普遍以《切韵》 《广韵》等书中记载的语音作为中古汉语的基准，还原的可靠性相当高。
相比之下，粤语是否符合汉字的古音？广东人能顺利穿越到唐朝，交流没有障碍？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其中没有丝毫可信度。
和现代一样，古代也有不同地区之间的语音差异。到了唐代，广东在中原人眼中还是一个“蛮荒”地区。韩愈被贬潮州时，绝望之极，写下了“明知远道而来应是有意，好让你把我的尸骨收于河中”的诗句。和其他地区有显著区别，尤其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新洲(今广东新兴)。第一次见五祖时，弘道：“你是岭南人，是个和尚。如果你是佛呢？”后来慧能道别隐忍时也声称：“慧能出身边缘，发音不正。他是老师教的，现在开悟了。他只能自觉。”其实慧能的籍贯是河北范阳，他家在岭南只生活了一两代，但他的发音并不正确，这说明至少唐朝的中原人并不认为岭南人和自己说话是一样的。
那时候真正清高的声音，永远是中原尤其是洛阳士人的口音。
东晋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读的口音叫罗晟雍，甚为推崇。谈到《颜氏家训》的发音，他说：“只有金陵和夏洛的耳朵来衡量。”唐朝
宋时期，洛阳读书人的发音仍然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寇准和丁谓一次谈及语音，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则说“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到了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但是即使粤语不是唐朝官话，相对于北方官话，粤语仍真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汉语由中古汉语转换为近古汉语，唐懿宗时胡曾作《戏妻族语不正》一诗，其内容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变化。此时，偏居一隅的岭南却很少受到北方发生的音变影响。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中有如下评价：“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南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可以看出，当时的读书人认为广中人继承了中原洛阳地区的语音，所以“尚好”。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语音变化愈厉，相对而言，岭南地区更加安定，语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经济上的发展，更令曾经的“蛮荒之地”挺起了腰杆，尤其是广州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了中原地区，岭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高，并自视为古中原的继承者。
广州人陈澧在《广州音说》里面就明确指出“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并举例论证：广州话能分阴上阳上阴去阳去，有-m尾，“觥公”“穷琼”读音不同等(不过广州“九”“狗”无别，“呼”“夫”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选择性地无视了)。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论断：“至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陈澧可算是以粤语为唐朝官话说法的滥觞了。
与粤语对中原语音的继承相比，北方汉语则被认为因为胡化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
多数人并不了解真正胡化的语言是什么样子。金元时期曾经流行过一种奇怪的汉儿言语，语序近似蒙古语，语法也受阿尔泰语系影响，具有如复数加“每”等与汉语明显不同的特点。
元碑中“长生天气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种现代看来很拗口的句式，即为汉儿言语的特征，但明朝以后这种语言就逐渐消亡了。实际上语音变化本为常态，虽然北方话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可能变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但很难将这些变化尽数归咎于胡语影响，如入声在中原的弱化至迟在北宋已经开始，彼时离“金元虏语”还早得很呢。
所以，想要无缝穿越回唐朝，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恐怕也没有什么用。（文/郑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