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历史研究中心教授) 　　

　　

　　一 　　

　　

　　在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通常将世界概念化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不同文明单元，为“文明使命”和殖民活动等现实目的服务。同时，随着历史的专业化，在弗兰克等历史学家的推动下，民族国家史成为主导的历史写作范式。但是，这些专业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只是欧美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汇集。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民族国家的空间观强化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空间观。 　　

　　

　　美国学者马丁w刘和卡伦e维根在《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 (1997)中将这套话语称为“元地理学”，意思是“一整套空间结构，人们通过这些空间结构建立关于世界的知识”。这种对世界的划分是简单化和本质主义的。它给国家和地区强加了一种人为的内部统一，扭曲了它们的内部结构过程，并忽视了历史网络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新的跨界互动领域已经形成。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的空间结构，全球史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它致力于重建历史空间，探索理解人类历史的新途径。 　　

　　

　　我们可以从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和作为学术研究框架的空间两个方面来理解全球史对历史空间的重构。 　　

　　

　　首先，全球史以历史空间本身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空间创造和空间改造。这种研究基于以下思路：历史空间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人类活动创造的，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旧空间受到互动的冲击，对互动的控制促进新空间的形成。德国学者马蒂亚斯米德尔(Matthias Middlee)沿着这一思路研究全球化的历史，认为全球化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历史进程，而是多层次的。在这个过程中，所谓过时的空间组织形式(如民族国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种不同的层次(如城市、国家、地区、超国家和整个世界)都在创造自己的空间，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去考虑。米德尔与卡佳瑙曼(Katja Naumann)合著的《全球史与空间转向：从地区研究的影响到全球化关键节点的探究》(2010)一书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去域化”和“重域化”的辩证过程，并以1840年至1880年这一经济全球化的典型时期加以说明。由于技术进步和西部扩张的加速，这一时期全球的互联互通空前加强。这冲击了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同时应对同样的挑战，暴力对抗时有发生。这里的关键点是“同步性”:这些冲突不仅表现为同时发生的许多国内对抗，而且是全球性的，因为正是这些战场决定了国家或社会如何参与世界事务，并且通过这些战场，人们找到了在中国保持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并确保国家间有效互动的最佳方式。其结果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被称为“重域”。 　　

　　

　　在作者看来，实现历史空间的开放性和多变性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它促进了全球史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探索新的研究单位。哲学家和地理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新空间关系的构建，后来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形成的一些核心思想被概括为“空间转向”:承认各种空间结构的同时存在，承认空间的建构性以及历史参与者和历史学家在塑造空间秩序中的中心地位，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这些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广泛认可。 　　

　　

　　例如，1995年，威廉麦克尼尔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中指出：“严格地说，世界历史首先应该关注共生世界体系的变化，然后将不同文明和更小的实体如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化的整体框架。”这种在亚欧整体变迁中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空间的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2016年，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总结了《全球史是什么》的诸多相关研究实践，总结出四种重建历史空间单元的方法。第一，构建大规模的跨国区域。在这里，康拉德强调了海洋，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海洋不是一个超然的水体，而是人类跨越政治疆界和文化差异进行接触和互动的重要平台。第二，不要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区域，要从问题出发，采用“跟随”的模式，跟踪人、货、冲突的移动，把国家内部的地点和高于国家层面的其他地点连接起来，探索重叠的空间。第三，建立交流网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信息和人口在网络的不同节点之间频繁流动。这些节点与状态并不重合，而是以网络和流的形式组织起来。历史上大多数的跨界互动都可以用网络架构来理解。第四，写一部全球微观史。康拉德认为，把全球历史等同于宏大叙事是不恰当的，全球和局部并不必然对立；全球进程由当地情况决定并反映在当地情况中。 　　

　　

　　在这四种方法中，大范围的跨国区域是“交互区域”，最接近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现实地理空间；后三者是根据研究主题构建的“历史空间”。“跟进”模式与网络思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通常着眼于单一商品、人群或冲突的流动，而后者则着眼于全方位传播形成的密集网络。关键在于交流的频率和密度。 　　

　　

　　二 　　

　　

　　全球史对于历史空间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有一些需要谨慎对待和深入探讨的地方。需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空间的历史化。康拉德所说的“大型跨国地区”应该包括内陆亚欧、亚欧伊斯兰世界、撒哈拉沙漠等人类在陆地上交流的开放空间。这种全球历史的空间观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线性发展的传统时空观，注重互动性和共时性，这对于客观性非常重要， 　　

公正地认识历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也应当认识到，这类研究并不太关注共时性的历史成因，或者说更青睐于空间而不是时间，所涉及的地理环境往往是静态的背景。以海洋史研究为例，虽然它极大地冲击了陆地视角下的民族国家空间观念，但是海洋却很快变成自成一体的、僵化的特定实体，这种新空间与旧空间相比，可谓“新瓶装旧酒”。

　　

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在之前将历史空间化的基础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空间的历史化，把共时性的空间结构还原成历时性的历史过程，进而推动对历时性变化的重新思考。这种研究同样要以问题为导向。美国学者马库斯芬克在《印度洋研究与“新海洋学”》（2007）中呼吁学界把印度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关注相对静态的“特质地理”转向探究动态的、关联性的“过程地理”，以此界定印度洋世界众多开放的、模糊的、易变的时空边界，并将其历史化、在地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并非承载历史进展的容器，而是这些进展的副产品。

　　

第二，关于全球与地方的关系。随着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似乎感到民族国家不再是调控社会活动最有效的空间模式，到90年代，“全球治理”的观念盛极一时，大有取代国家至上的世界秩序指导原则之势。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全球治理要想富有成效，需要深入思考从全球到地方的不同空间层面（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存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方位的、协调的新型空间秩序。

　　

这些基于现实的认识凸显了开展全球微观史研究、正确认识全球与地方之间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我们在研究地方性历史空间的形成时，应超出“自给自足”的想象，既重视内部因素也不忽视外部力量，具体研究“本地性”身份的形成路径，追溯将“非本地”元素内在化的诸多方式。

　　

第三，关于历史变迁中的权力因素。在讨论网络与流动时，切忌认为这种进程是自生的、在真空中发生的，而应该深入研究推动其生成与运行的权力。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2014）在这方面可谓典范之作。它关注棉花种植、运输、加工和销售的世界性网络，但更重要的是深入剖析了以棉花产品为中心而形成的权力和资源的支配网络，认为其主导者是资本和国家。

　　

上述三个方面分别从纵向进程、横向关联和深层动力思考空间的历史脉动，可以对国内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些许借鉴，也可以为理解当今世界的变动提供一种思路。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9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