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来，我们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村两委领导的农民合作为纲，形成不同于分散小农的有组织的主体，通过有组织的农民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乃至文化活动，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形成乡村善治的有价值的机制探索。其中，关键在于组建由两个村委会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以其内化的经济活动良性循环机制，主要以第三产业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片村庄公共财产进行良性治理。 　　

　　有了这笔公共财富，就可以服务于村庄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务，使乡村善治真正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为什么需要村委会领导的综合性社区合作社？首先，在农村基层，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行政村是最合适的基层单位。因为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以村内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农民自组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开展村内各项服务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责。其次，合作社虽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大多不是村委会领导下的合作组织。由于缺乏从制度上借用的资源和条件，服务能力强、信誉好的生产型合作社不多，群众信任度不高。以小农立场的乡村治理，这种组织制度管理，本质上是以一定的经济财产占有、生产、分配和服务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加强小农户的乡村治理，可以通过以村两委领导的农民综合合作社为组织载体，助推农民组织化，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人格，以及重建农村制度，形成农村的主体实体来实现。 　　

　　在一二三产业无利可图、利润微薄的传统农区，如何形成一块旨在促进乡村良性治理的公共财富？分散的小农只能在生计线上产生家庭财富，而不能产生公共财富。单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能产生成员财富。而且如果不借用村委会系统内的资源，变异的可能性很大，存在不可持续的生存风险。村委会在体制内有动员权；农民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或者其他服务业合作，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李昌平认为，村社“内置金融”合作的发展是村民主体性发展的基础。有了村里的“内置金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村委会和村民综合合作组织就有了心血，内生动力就自发产生了。杨团认为，以村为单位的综合性农协-合作社应设立信贷部，在合作社购销功能中增加合作金融功能，这是“三农”改革的突破口。综合农协的农技推广、村容和环境治理、老人看护、子女教育等社区服务和文化支出，是农民合作组织通过规模化、社会化的经济服务获得的收入。杨团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生产力问题，更是与物质利益相关的以农民为主导的社会治理问题。符合农村规律，能满足农民经济、社会、文化多样化需求的综合性农业合作组织，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和自主成长的力量”。以兰考县南马庄村两委牵头的农民生态合作联社发展为例。从2004年成立至今，已经11年了。为了合作社的小杂粮和水稻产业的推广和发展，村里的留守妇女和返乡青年可以作为社员向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部贷款12。互助资金部服务于小农生产的发展，加工实体也让会员受益，给大家带来利益。截至目前，南马庄的互助资金达1000万元，每年产生的利润为会员承担生活电费；还为老年协会捐款，支持公益事业；还要给合作社成员6个月到15岁的孩子买保险.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组织小农户。合作社资金互助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农民的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其利润返还给农民，用于支付农民的文化福利和社会福利。在这种村社内部的良性循环模式中，会培养出一批以公益为念的组织领导者，形成信息产业、金融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良好方式。以宰胡寨村两委牵头的农牧业合作社综合开发为例。发展了10年的胡寨村综合合作社，通过抓各项服务聚集人气。在农业经济中，合作社在种植、养殖和加工之前、之中和之后提供技术、种子、农业材料和销售等服务。还直接搞共同基金，目前100多万。互助基金直接服务于会员的资金需求，自身利润也用于支持村幼儿园的发展，以及村老年协会、腰鼓队、广场舞等社会文化需求。因为村综合合作社的发展，村委会选举的时候，合作社出面组织人参加选举还是比较顺利的。对于村民来说，没有两个村委会牵头的合作社，产品是无法加工的；农产品不知道卖给谁；如何种菜，技术上没有办法掌握解决方案；农田不能用水灌溉 　　

　　其共性在于：采用由村委会主导的“合作金融实体产业公共服务”方案：首先是指一种“内化”的经济机制，即以村社为界的农业、加工业和农村金融业齐头并进，能够实现利益互补、降低外部风险的经济内化；其次，在村社文化共同体层面，即以“内化”的经济利益为保障的维护村社文化共同体的公共服务。 　　

　　正是这样，小小村社区成为重塑农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基本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