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宅门》里，白景琦说过一句话：“我就服有真本事的人。”
“有真本事的人”就像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恒河沙数。在文学领域，有屈原，有才子曹植，有才子李白，有绝句诗人杜甫.在这些名家中，苏轼是文坛上闪耀的明星，其诗自然，其词新颖，后世几乎人人不喜。
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母程夫人通晓诗词，睿智果断。
知高家良母，难出人才。
《百家讲坛》康震老师在讲苏轼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程夫人教苏轼读《汉书范滂传》。为了自己的理想，范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死前向母亲告别。范滂拒绝放弃。他妈妈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读到这里，程夫人和她的儿子沉浸在庄严的气氛中。苏轼突然问：“如果我想成为范滂那样的人，你会同意吗？”
成太太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妈妈？”
注重品德修养的家庭，很难成为豪门。
1056年，20岁的苏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应邀开府考试，中了二等奖。第二年要做一次科目考试，作为三等。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状元”这个词。说到“状元”，相当一部分人想到的是“高分低能”。我觉得这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自己达不到的，就是嫉妒。比自己还不如，鄙视。
苏轼考了个事实上的第一名。
1056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是主考官。看论文的时候，他读的是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他感到震惊的是，这篇文章是诚实的，简单的和原创的。他想要排名第一，但是他怀疑弟子曾巩已经做到了。他怕贪污，所以排在第二位。
今天，中国有39所985大学，每年招生约20万人。成为20万分之一有多难，只有经历过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才能体会到。当时翰林学士出身，被文豪欧阳修列为中国第一的苏轼，竟然如此优秀！
1061年8月，苏轼参加科制考试，被列为三等“能言直谏极之贤者”。北宋开国以来，一、二等徒有虚名，三等为最高。可以说，当时的苏轼是一个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已经无可估量。
对苏轼不太了解的人，认为他的才华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文笔绘画都是行家里手，不一定有多少政治才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苏轼是诗人，也是人才。
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地方官，凤翔府签判。
上任后，他没有四处奔波，立刻开始做扎实的工作，大大减少了“前我官邸”的危害。“衙门前”是一种仆人，负责给官家送物资。在过去，先生，在河水暴涨季节，军人护送他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军人必须自己支付物质损失。苏轼告诉上级，让军人自己掌握押运时间，把损失降到最低，帮助更多家庭避免倾家荡产的悲剧。
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
在杭州，苏轼不仅写出了“欲比西湖者，淡妆浓沫总相宜”的诗句，还做了一些让百姓欢庆，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事情。
杭州是受钱塘湖冲击的土地，水质偏咸。前代人在杭州修建了这六口井，从西湖中汲取淡水供人们使用。然而，随着战争和岁月的入侵，六井慢慢被堵塞和废弃。
苏轼上台后，与周知商量对策，找到了懂水利的专家李寿，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方案。最后，经过精心管理，六口井恢复了生机，人们兴高采烈，赞美神的美德
在调查中，他注意到密歇根州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蝗灾。早在杭州，他就曾见识过蝗灾，写过“渡江入吴越前，项羽已部署”的诗句。农民的苦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想了多种方法，比如把土烧了埋了，奖励蝗虫等等。并把自己投入到每一条生产线上，甚至搞迷信活动——求雨。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发生在科技不发达的北宋。他为人民着想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
1074年，苏轼抵达山东密州任知州。
“程楠半夜千里奔流，水在城下打雷”(苏轼《九日黄楼作》)。苏轼上任不久，黄河决堤，洪水直抵徐州城下。
整个晚上都是多云有雨。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穿着蓑衣草鞋，却作为一名公务员，像将军一样冒雨上城墙指挥自己，不惧任何危险，完全不顾自身安危。发现一个有钱人带头出城。
，他又不辞辛苦地赶过去，即兴演讲，表示“只要有我在，城就不会败”。守卫的禁军也被他感动了，慨然为满城百姓“效命”。太守是一城的主心骨，苏轼以身作则，领导一城百姓渡过了生死关头，保卫了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苏轼不仅考试时蟾宫折桂，写诗词留下千古名篇，做地方官更是政绩赫赫。平凡如我辈者，大概只能仰视了。对此，还有谁会说“高分低能”的酸话呢？
一天，苏轼饭后散步，摸着肚皮问家中侍婢里面装着什么，有说“都是文章”的，有说“满腹智慧”的，他都摇头不语，只有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听罢捧腹大笑。
年少时读过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初读时，感觉那种压抑不住的悲痛如平地而起的惊雷震彻心扉，吟诵了三四遍，不知不觉便记住了。多少年后，再回味这首词，只盯住了“小轩窗，正梳妆”，于是瞎想狂猜在苏轼与王弗的婚姻里，似乎爱情的成分少一些，亲情的成分多一些。
最近在APP“喜马拉雅”上听《有种后宫叫德妃》，常常忍不住想，假如苏轼是皇帝，王弗和朝云都是宫妃，那谁更受宠一些呢。如果我是苏轼的话，当然更喜欢朝云。她与苏轼在同一轨道上，在冷寂多于热闹的人间，能让苏轼减少凄清，她懂得那种“不合时宜”实是他的坚持自我、不趋炎附势。
苏轼是优秀的文学家，却显然不是杰出的政治家。神宗即位之初，看到国家积贫积弱，遂欲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大潮滚滚而来，此时的苏轼却逆流而上，写了洋洋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他注意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即对新法进行了全面否定，从政治上来说，确是不成熟的表现。但他敢于诚实地提出问题，满心是对民瘼的关切，表现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士大夫的担当。
待到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后，没有经过广泛调查的司马光与朝廷实权人物达成协议，全部废除新法。此时，苏轼却由于担任了湖州、黄州、常州等多个地方官，积累了丰富经验，认识到了新法中免役法的好处，并成为大力维护者，于是又遭到司马光背后不少保守朝臣的敌视。
一反对，一维护，人生就已过去了大半。
在苏轼的生命历程里，无论持何种政见，皆是出于公心，从没为身谋而见风使舵，就连与他不合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武士在战场英勇杀敌是英雄，文臣坚持理想、不避权势、直言敢谏同样是英雄。
许多人喜欢苏轼，是因为他的韧性。他随遇而安，乐观放达，即使在最冷僻荒凉的地方，也能让生命开出花来。而我更喜欢他灵魂里的刚性，他是儒家精神滋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腔热血，不避风雨，敢说敢做，赤诚实干。这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这样敢说真话、能干实事的人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才会少走弯路、更加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