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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作者|麦克柯
当一个叫钓鱼的软件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苹果APP Store上，你会突然发现，钓鱼已经成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共鸣。
老实说，电子厂的流水线和CBD的互联网大厂在摸鱼这件事上没有区别。前者借着去厕所在外面抽根烟透气，后者趁着饭点的空档买杯咖啡续命。
曾经有人嘲讽996等于ICU。2019年，一位ID为“996ICU”的程序员在GitHub上发帖抱怨国内互联网上以996为代表的严重加班现象。两年后，清华大学的《摸鱼学导论》出名了，虽然最后发现是学生的“自制课程尝试”。
(来源：知乎@顾洁莲)
月底公司发布的红黑榜开始明确提醒你，公共wifi已经准确记录了你在各种app的停留时间。为什么上班会刷短视频？为什么小说阅读软件停留时间这么长？HR轻咳了一声，老板脸上微妙的表情似乎在告诉你：捞鱼的，你要小心了。
钓鱼的人要小心。既是管理者和管理机制的窥视和控制，也是剥削的本质。在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发展的背后，个性化发展是否被看到和重视，新生代知识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你看过渔夫和反渔夫的斗智斗勇，你可能会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修远Xi。
年来了，钓鱼是必须的。
在49870名「摸鱼娃」聚集的豆瓣「上班摸鱼小队」，组规中有八个大字特别鲜明：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26岁的晓晓(化名)觉得幸福是人生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银行12号的还款日和房贷车贷互顶的柏华20号的还款日一样可怕。嗖的一声，钱从公司账户转到了她个人账户。待了不到24小时，就飞到别处去了。
于是“钓鱼”成了缓解压力的最佳选择。
她的工作站电脑屏幕正对着她的老板。买防偷窥屏太刻意了，把电脑斜放在椅子上也显得不小心。想了想，找到了一个理由：新设备电源线太短，换不了新工作站。然后晓晓就把屏幕藏在新工作的角落里，开心地钓了一天鱼。
大厂的互联网年轻人摸鱼更频繁，因为他们善于发现智能软件。在网易云阅读中，网页阅读页面下的“Word模式”会将小说文本伪装成工作文档。
还有极简主义小说阅读器。小说内容会被巧妙地隐藏在word文档的一行中。即使有人走近盯着你的电脑屏幕，只要你不仔细看，你也不会发现某一行的文字有问题，因为页面上的其他文字，包括标题和正文，仍然是你的工作内容。
伪装是一些钓鱼看小说软件的主流。比如将小说内容巧妙嵌入任务栏，在键入代码的页面下隐藏一波，更有甚者，在Touch Bar中，体验超凡脱俗。
当然还有一些硬核的“钓鱼”软件。比如伪装成各种常用电脑的系统升级界面。只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就可以在同事和领导面前假装“心碎”等待系统的进度条一点一点的完成。
不过，反钓鱼斗士的侦查能力可不简单。福建某公司员工查看监控发现，公司所有电脑的Alt键都被老板拆了，因为“没有Alt键就不能快速切换工作窗口”。卫生间也装了信号屏蔽，盒饭还得打开。大佬们真的绞尽脑汁打击钓鱼。
当我们去讨论钓鱼理论的形成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钓鱼是如何成为一个流行词的？
一个网络热词的形成，关键是人气，人气代表了更高的接受度。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这种语言也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萨丕尔在 《语言学》 中阐述过这个道理：某种词义变迁和发展的背后，是当下经济发展和文化流行给人们带来的心理认知改变。
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的“20世纪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中，吴、等学者指出，“捞鱼”一词经历了从本义的捞鱼到获利的演变。在“获取利益”的语义分支下，进一步衍生出“不务正业”和“假装工作办私事”的含义
。这是基于鱼在古代是食物，一种可作为交换的劳动产品，从而使其具备了商品价值。劳动者觉得他们获得的报酬是「获利」，因而偶尔摸鱼成为一种隐秘的怠工，仿佛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内卷者看来，这种摸鱼无疑是可耻的。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工作已经超越情感和生活成为压力最大的来源。脉脉《向内而生：中国职场流动趋势年度报告2020》中，71%的人称工作是让自己产生焦虑的最主要因素，高达第一。
《2020企业健康福利洞察报告》也显示，相比2019年，2020年25-30岁以下的职场人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因处于事业上升瓶颈期状态迷茫焦虑，压力值高达7.4，成为职场压力最高的群体。而25岁以下的职场青年，也因为收入减少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经济上“腹背受敌”，压力值稍低排行第二为7.2。
事实情况是，人们需要摸鱼，这像是一种情感补偿机制。面对高压而无法挣脱的工作时，雇员需要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与自我达成和解，从情感上对自己形成保护。
像此前热议的「清华大学摸鱼学导论」事件，该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也认为，他在摸鱼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尝试，「摸鱼并不意味着不想努力」，而是学生在高压下的调侃和自嘲，是释放压力的出口。
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摸鱼应该是一种良性循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虽然自己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的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那样，技术的进步让生产性工作大量减少，但劳动者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无暇追求他们想要的快乐。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
话已至此，内卷达人大可不必对摸鱼人指指点点。《Gallup全球职场环境报告》数据显示，不摸鱼的员工在142个国家中的占比不到15%。所以说，摸鱼人才是正道。
不仅是学生群体，在最早提出「996.ICU」的重灾区互联网，「摸鱼」语义的背后，才是更广泛的程序员群体对当下剥削工作制度的挑战，它和「IT民工、打工人、码农」等词语一样，是现代社会某种群体的集体表达。
资本家和工厂主当然会厌恶类似「摸鱼」的表达和行为，甚至上升到「夜里暗抠Alt键」这种矫正。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这群知识民工已经压力大到开始用摸鱼来自我排解时，这不仅是一种情绪撒娇和缓解，而是隐藏了某种统一化、规模化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比如「非暴力不合作」的罢工，比如「假装配合」的摸鱼上班。这样的劳动者意识觉醒必然会影响大企业剥削剩余价值和加速资本累积的进程。
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企业主觉得「打工的不如以前不好管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起源于工业机器化生产时期的企业的管理策略主要有两种，「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直接控制是指企业通过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设计让技术工作从工人群体剥离，并集中于管理层，这就让机器制造业的大批工人沦为去技术化的体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劳动者逐渐成为「在指令下重复劳动的新型机器」；责任自治认为技术不可能完全从劳动中剥离，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控制权或者说自主性。
但现代企业并没有因此完全进化，他们经常会设置一种看似「自主」的管理陷阱。比如人们认为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突破和挑战的程序员群体，由于编程工作的创造性他们本该在劳动中被赋予更多自主权，但企业通过一系列生产规则、标准和微观劳动流程的设计，让这群创造性的知识劳动者的工作也变得单一乏味。
学者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认为，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虽然被尊称为「技术型劳动者」，但其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而当这些涉及OKR、KPI等绩效考核的目标被分配到劳动者头上时，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知识民工很容易产生一种「耻感」，这种「耻感」加剧了他们的加班。
但这种加班不是自发主动的，是被「制造出来的同意」，是被迫的过程。学者布洛维认为，在责任自治中，企业擅长运用一系列规则、标准和流程干预，让劳动者全身心投入这场「赶工游戏」，从未忽略了雇佣关系的真相和管理控制的本质。换言之，看上去是劳动者自发在加班，但实际上还是管理策略在发挥作用。
坦白讲，能进入互联网大厂的群体是佼佼者，中国90%的IT程序员还是在小型公司（100人及以下员工的企业）上班。所以说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知识劳动者并非拥有灿烂光明的未来，而是在知识民工的路上左右徘徊。
他们之所以自称IT民工，计算机码农或者金融扫地僧，这些称呼背后都有身份建构的不适感。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农民可能是远离精英阶层、权利无法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身处底层的IT从业者来说，这种身份建构是自身工作状况和社会状态的重要切面。
而那些发起摸鱼小组或者说亲身实践的摸鱼娃们，很多可能也并非「没有上进心的躺平选手」，也不是「没有物质生活压力的小康之家」，他们只是在工作中的合理诉求被压抑忽视太久后，共同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共情群组。
至少在这个群组里，他们是共同体也是被看见的个体，他们能够自我赋权，自我纾解，对着dirty work说no。
参考资料：
1.梁萌《996 加班工作制：互联网公司管理控制变迁研究》，科学与社会，2019.32.吴玲竹、何亮《网络新词“摸鱼”的语义分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13.孙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全球传媒学刊，2018.44.钱叶芳、徐顺铁《996类工作制与休息权立法――资本与法律的博弈》，浙江学刊，2019.45.大卫格雷伯《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Simon & Schuster出版，20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