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江西师范大学海曙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蔡口作为西汉张羽幽幽地区的地名，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如所谓的海幽幽传说、鄱阳湖形成前后水系的变迁等。在《海昏侯》的历史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其实“慈口”的本义并不是根据海昏的传说来命名的。这个古老的地名，其实已经被赋予了海昏侯“观国著书”时的心境的文化判断。有助于我们了解赣北浩瀚大海的地理变迁。 　　

　　“慨口”得名陈说质疑 　　

　　“茨口”最早见于雷《茨宗》《豫章记》:“城东十三里，郡江边，名茨口，出河口。昌邑王每次东望，都义愤而归，故称慷慨。”《水经注》等文献经常引用这段话。据此看来，刘贺在成为海昏侯后，似乎心怀不满，经常心怀怨恨，故名。但从出土文献分析，刘贺在被封为海昏侯四年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义愤填膺”。 　　

　　首先，刘贺墓中出土了“海昏南藩大臣何元康，三年镀金一斤”字样的“墨书金饼”，刘贺夫妇还出土了从元康三年(前63年)到神爵元年(前61年)多次给皇帝和太后的奏章，有“镀金两”的内容。 　　

　　第二，驳回了刘贺关于元康三、四年朝廷任命官记的请求。元康五年二月(当年三月改任元审爵)，刘贺以“圣旨失效”为由再次前往官注，官注再无踪影。其墓中未发现晚于元康四年的文字记载。他应该接受现实。这一面反映了刘贺希望破灭后失落的心情。当消息传来，说已经换上了带有凤凰、神鸟等各种吉祥标志的元神爵，刘贺可能意识到皇帝太骄傲了，不会理会他的要求，从而表现出懊悔的态度。这可以从孙与他的《交通》的对话中看出(卷《海昏简牍初论》，卷6《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三，从他与孙之间的所谓“交通”案可以看出，刘虽然是高官厚禄，家财万贯，但其政治处境并不比山阳郡王府里的废黜皇帝好多少，行为也不像原来的软禁生活，但其言行仍受到严密监视。姑且不论孙这位古太守是不是朝廷特意派来刺探刘贺的，单从“交通”二字，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但孙却泄露了这一秘密谈话的内容，导致朝廷严惩刘贺，削去他四分之三的封地，他很快就抑郁而死。由此可以推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半时间里，如果刘贺“每次都东张西望，愤愤而归”，后果就不会是断绝家庭这么简单了。 　　

　　总之，刘贺没有也不可能在作出官旨后公开表达对朝廷的“愤慨”。“辞口”是以陈硕之名，当时是在一个坏海，应该是后人的补充说法。 　　

　　“慨口”应作“海口” 　　

　　以海昏命名的“慈口”传说并不可信，那么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所谓“大方嘴”，其实有“海口”之说。吴增，南宋人，《武五子传》，卷九，《能改斋漫录》，写《辞口》:“大张羽之口，距海丰县十三里，名曰辞口。今来来往往之人，不计较其意，称之为海口，如云河之口。”(吴增《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0页) 　　

　　吴的这一说法，表明“次口”亦称“海口”。但吴曾认为人们不理解“海昏则怒还”的历史典故，把赣江入鄱阳湖的口比作江海之口，因而误称词口为海口。对此，有学者评论说：“词古音海(小牛之部)与词(小牛之事部)有两音，事通；本地音的混乱。宋代学者、文学家众说纷纭，又加上了‘悲愤所谓慷慨’的历史故事，附在昌邑王刘贺身上。反对那些伪守古、不加修饰的‘不究其义’的人，真的很奇怪。”据考证，“西汉海昏侯县名的解释，与海口、海阳有着密切的语源关系”。西汉海昏侯的古地名海昏侯，应该是以东海的王耀、海阳侯的吴语虞等封建城市聚集在一起的庐山-彭蠡一带的历史事件命名的。西汉时“海浑”郡名，“浑”意为“覃”，以存节日之意。它的意思和宋代海口的民间旧传差不多。“海-谭”和“海口”是互文对偶，“海”是偏语素，而同义语素“谭”和“口”构成正语素，词义相同，是相关地名的有机组合。三国两晋六朝以后，地方文人的好事者变成了‘慷慨之口’，附释西汉末年皇帝刘贺的逸事。”(吴超《能改斋漫录》，《亡诸考〔上〕——以秦、汉之际环庐山—彭蠡泽地区为中心》，2010年第4期)这个理论中所谓的“词”，就是“海”的声音变化。同时认为词名来源于《刘贺愤而归》作为“历史故事”的演绎，也是高明之举。但这种“历史故事依恋”在南朝雷慈宗时已有33，360，010-30，000年流传下来。学者们仍然认为栗鹏-泽也被称为豫章海，“昏”字是用来拯救假期。“昏”字的意思是“海”，和“海口”的意思差不多，所以说“昏”就是“海口”。被错版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事实上，在汉代，今天的江西北部并没有所谓的“海”。彭从来没有叫过“豫章海”(赵明《豫章记》，《古今记》，2019年第2期)。”大方嘴”还有一个原因叫“海口”。 　　

　　“慨口”即“海昏江口” 　　

　　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秦汉时期的阜阳平原逐渐被北方的彭丽泽水侵蚀成为湿地，到了宋代形成了季节性湖泊——鄱阳湖(谭启祥，张秀贵《再辨“海昏”之“海”》，《南昌工程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因此，自宋代以来，学者对西汉蔡口一带的地理环境认识不足。 　　

吴曾所谓的“慨口”与魏晋南朝以前的“慨口”并非同一含义。按《水经注》所记，“慨口”是缭水“东出豫章大江”之口（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22页）。郦道元生活的年代，鄱阳湖尚未形成，慨口显然不是吴曾所谓“豫章大江之口”，而是缭水向东流入豫章大江（即赣江）的河口。吴曾在此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出”字，后人沿用吴曾之说，每每将慨口说成是赣江水流入鄱阳湖的出口，这对于汉代地理而言，显然是一个重大误解。这一误解也有历史的原因。到南宋时，缭水下游的山川形势、河流走向，与汉晋南朝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缭水除了北面的一条支流汇入修水以外，其向东南本流入赣江的南面一支，或因为鄱阳湖的形成，湖水上涨漫衍江河，其出水口则与赣江入湖的水道一同浸入了湖中，故吴曾所记南宋豫章大江之口，并非南朝时的慨口。

吴曾所称海昏县也并非两汉时的海昏县。他说慨口距离海昏县十三里，实际地理是指当时的赣江入鄱阳湖之口距建昌县（今永修县）为十三里，这一地名在宋代称作“慨口”，而未必就是南朝时期的慨口。《通鉴》胡注：“海昏县属豫章郡，后汉分立建昌县。宋白曰：今建昌县，旧海昏县也；宋元嘉二年，废海昏县，移建昌居焉。”（《资治通鉴》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1页）乐史注修水曰：修水“东流屈曲六百三十八里，出建昌城，一百二十里如彭蠡湖是也。”（《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11页）《舆地纪胜》引《旧经》则云：“修水出豫章西北，其源自艾城东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流一百二十里入彭蠡湖。以其远而自达于江，故曰修水。”（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7页）可知两宋年间的所谓海昏县实际上是指建昌县，两宋以后直至清代仍有人沿袭这种称谓。建昌县之沿革与海昏县的存废密切相关，两汉时期的海昏县与宋代建昌县治并非同一地望。

据《水经注》：“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922页）海昏江亦可称为“海昏水”或写作“慨水”。谢钟英《三国疆域志补注》所引《水经注》之“缭水”则径作“慨水”（谢钟英：《三国志疆域补注》卷十二，清光绪间刻本）。“慨”既为“海”之音转，故“慨水”之义与“海水”相通，或为“海水”之俗写。“海水”亦即“海昏水”之简称。从海昏江之名可以推知“慨口”的本义。“慨口”乃“海口”之音转，“慨口”亦即“慨水口”或“慨江口”之省称，其本义是指“海昏江口”，是海昏江出赣江之口，即缭水流向赣水的出口。与汉水流入长江之口，把汉江口省称作“汉口”一样，海昏江口本应省称作“海江口”或“海口”，并非吴曾所说“今往来者不究其义”。

总之，有关“慨口”得名于海昏侯的传说，不太可能出现于西汉宣帝时期，所谓“愤慨”之言更不可能出自刘贺之口。但自刘贺封海昏侯于豫章以后，其身世跌宕起伏、愤慨不平之传言在当地应早已有之，反映出海昏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从“慨口”地望的不同记载，可以一窥今赣北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汉晋南朝“总纳十川，同臻一渎”（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923页）的赣江所穿行之鄡阳平原，到宋代已经淹没于湖水，原来流入赣江的多条河流（包括缭水）都汇入了鄱阳湖。“慨口”这个地名的本义，也被所谓海昏侯故事掩盖了上千年，应该予以辨正，还其历史真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6@ZH022〕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6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