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张喜安
儒雅恬静的文人自然不肯画活泼的老鼠结婚妹妹，只好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代替老鼠作画。这种灵巧的变换也贴近了松竹等花草树木的题材，便于画家发挥，有老鼠的狡猾。
今年是庚子年，也就是所谓的干支历年，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所谓天干地支，源于商人的十日祭。牺牲比较复杂，就不细说了。甲骨文中还有“鼠”(图1)和“子”(图2)。然而，此时老鼠还没有和它的儿子建立联系。“帚鼠”在甲骨文中并不少见，如“壬子……帚鼠亡”(《甲骨文合集》 2805)。扫把应该是扫的最初含义，“扫地鼠”可以理解为抓老鼠。可见当时是有鼠患的。安阳殷墟发现了竹鼠的遗骸。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不得而知。但殷周金文上没有“鼠”字，庙上也很难爬。《礼记郊特牲》年有祭祀迎猫“迎猫，为其食田鼠”的记载。
《尚书禹贡》年有一座“鸟鼠洞”山，具体位置无法考证，而“鼠”指的是鼠兔，与今天的鼠无关。但是，《诗经硕鼠》已经是鼠对人的问题了，“一只大老鼠，一只大老鼠，没有食物给我。”虽然也是比喻，但比佛教经典“两鼠侵藤”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最近学者根据安徽大学收藏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竹简，发现《说书》很可能是舒舒，在《说文鼠部》 《尔雅》和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也有提及，也叫戊己鼠。《左 传》程功、丁公等章节也有松鼠啃角的事。后者的出处是《法王经》，也被认为是伪经。在清代简牍《郑文公问太伯》中，郑太伯以鼠为喻，评价郑国庄叔侄段之乱，称之为“一囚鼠不能共穴”，一举改变了郑伯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的谦和形象。
以上，老鼠多为负面形象。因为是灾难，所以成了人们占卜的依据，从而进入十二生辰。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十二地支与十二时辰相吻合。虽然和后来的十二生肖不同，但是老鼠已经明显出现了。同样的故事，一只老鼠上不了窗台也能预测吉凶。可见，进入十二点，一方面有算命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古代四季五方的转化。最迟在唐朝开元年间，阴阳五行十二流派对应的编年法已经影响到吐蕃、回鹘等地。当地十二生肖因为地处偏僻，文化交流的“屏风”阻隔，并没有沉入民俗，到了清代还在使用。在甘肃宿州发现的回鹘文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上，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持鼠日’，辛鼠日”，即以鼠记日。
北陆元明《三三六万零一十——三万》诗中，老鼠占满，其文曰：“一群老鼠骑于一室，自东向西掷物。或者挨家挨户付账，或者在床上刮胡子。很舒服，有恃无恐”，人们对老鼠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也可见一斑。有一封北周宇文护母亲的信，“你哥哥昨天在吴川镇出生，大的是老鼠……”云云。显然，在南北朝时期，人们用老鼠来表示他们的动物标志。南朝梁沈炯也写过《剧鼠赋》，开篇是《鼠迹生尘案》。十二生肖陶塑出现在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可惜墓室受损，没有看到老鼠的形象。从烧制手法来看，很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壁龛制作的影响。
山西太原北齐楼瑞墓上柱有十二生肖壁画，为鼠正北，现在只剩下嘴和胡须。无独有偶，河北张莞的北朝墓葬和朔州的北齐墓都有生肖图，逐渐成为一个体系。王千认为，四神和黄道契约的二十八夜构成了宇宙世界，老鼠在正北，或与玄武相对。从隋朝到初唐，北方地区，主要是长安，在墓志的四方门刻十二生肖。隋开帝七年(587)的夫妇墓是较早的一座墓，支盖十二生肖与四神相合。但四神放在四刹，鼠标位于正北位置。在南方，黄道十二宫的雕像很受欢迎，以两湖为代表。它们的形状像人的头、手持的动物和几种形式的动物的头。这些形式在武汉都能看到。前者属于隋文帝时期武汉周万墓中的十二生肖俑，后者是东湖岳家嘴砖石墓中的兽首。这和南方女巫的接近有关，然后逐渐影响到北方。
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是天宝四年(745年)韩森斋唐代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小雕像高38-43厘米，动物的头部都穿着红色和绿色的彩绘长袍和袖子。最难得的是，在这座墓中，首次出现了松鼠和午马沿南北轴线分布的情况。虽然之前也发现过很多生日俑，但是在位置上有很多扰动。民间信仰虽然流行，但是很难遵守某些规则。比如扬州司徒庙镇唐墓的十二生肖俑只有9个，并不全是“十二生肖”。然而，在Xi西郊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中虽有十二生肖，却有两只老鼠，原因不明。
五代辽宋时期，生肖俑在北方基本绝迹，但在南方故地依旧，并有转向平民俑的迹象。如天府四年(939)五岳钱王元费的康陵寝，十二生肖的形象是公务员，也有贴金、彩绘、浮雕的工艺。形象的变化导致诸神地位的松动，这个墓中的四神开始在与十二神的博弈中占据上风。辽代北方墓葬中虽没有时间俑，但时间神的形象被绘入壁画，与天官、星辰等壁画体系混杂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宣化下八里的天庆七年张公佑墓，墓顶外围十二生肖，均为文官。只有头部有十二生肖，鼠(子)马(午)面向外，而内区有二十八宫和十二生肖。可见生肖的功能进一步弱化，有进一步向吉祥喜庆和装饰转变的趋势。宋代民间信仰杂糅繁荣，改变了生肖俑的原生态，使其从地下走向世俗生活，成为十二陈元，或元神。比如敦煌十二元神图上的铭文写着：“十二元神的右片，凡人生命核心古迹之日，在夜间。
静烧银钱、駞马、名香、恭菓、并尽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十二时辰的神格开始降低，并逐渐走入民间，有点类似于摩睺罗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宗教与信仰是将崇尚和杂祀糅合在一起的。福建、江西等地，仍然有十二生肖俑。如江西朱济南墓，除十二时辰俑外，也有仰观伏听、张仙人等塑像。也因为各种信仰互为纠缠、羁绊，使得十二元辰的神性并未灌注于动物本体之上，尤其是鼠这种极其矛盾的动物。唐宋以及明朝，以鼠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除前揭卢元明的赋外，亦有唐陆龟蒙《稻鼠赋》、宋刘克庄《劾鼠赋》、明桑悦《鼠赋》、孙承恩《贪鼠赋》、刘纲《鞠鼠赋》、孙永柞《憎鼠赋》，多以鼠类的贪黠性格来做比兴。这些性格也多半出于人的想象。唯独苏轼《黠鼠赋》翻出一新，描写一只被装进袋中的老鼠，发声引人注意，继而装死，诱人扔出之后，落地脱逃，着实有趣。而以鼠入画则更为特殊，邓椿《画继》“禽兽虫鱼”中并无“鼠迹”，只在“铭心绝品”目下记载有黄筌的《鼯捕鼠图》。《宣和画谱》十五卷记载有边鸾《石榴猴鼠图》，应是在本卷“花鸟”中的逸品。此外，钱选也画过《硕鼠图》《禾鼠图》等关于鼠的画作，可惜并未传世。然从邓文原的《题钱舜举〈硕鼠图〉诗》来看，图画可能也多从《诗经》化出，“禾黍连云待岁功，尔曹窃食素餐铜，平生贪黠终何用，看取人间五技穷”。总体说来，这些有关鼠真实形象的描绘，皆不脱大足石刻《猫鼠图》的意涵，是将鼠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画。这样显然是题材比较狭窄，画作鲜少也可想而知。
元明之后的画坛，文人画成为重要的阵营。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嫁妹题材的热闹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这一灵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挥，颇有鼠之狡黠。比较而言，较早画松鼠的钱选、葛淑英多半只是单纯绘之，到了朱瞻基、孙隆等人，则有意混淆。彼时，吉祥寓意文化也于民间滥觞。两厢映衬下，八大、虚谷、华喦、赵之谦等均有松鼠的画作，形成系统，并影响后世。甚至竹刻“三朱”之一的朱缨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纹盒，讨人喜庆。而虚谷《柳栗鼠图》则翻作新曲，松鼠翻转腾空的姿态跃然纸上，承袭黄筌以来的写生之法。
而真实的鼠像，则有任熏《十二生肖图》，其首开则为书房闹鼠，其渊源或出自雅集、博古图，在主人案头则绘置一柄汉代雁足铜灯。老鼠、油灯等图像语码，被齐白石所借鉴。他的《灯台三鼠图》，画风更趋近民间，大众喜闻乐见。这就是从干支“子”而至鼠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