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赵进华
以罚代刑的现象由来已久。东汉末年，被推荐为贤德创始人的刘玉上书朝廷，说当时地方政府贿赂横行，残余势力嚣张跋扈，导致民怨沸腾，政府沦为贼党，政府展开了惩恶扬善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可能会卖头求赏，他们的父亲和兄弟会被肢解，他们的妻子和妻子会分裂。”(卷57，《后汉书》)此后，刑罚再无替代品，尤其是在清朝。考察清代民斗的历史，或许能为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这种司法乱象提供一面镜子。
清代司法中的“宰白鸭”现象
清朝嘉庆年间，著名官员张文涛被任命为莱州知府。一次，他受省司法厅委派，到即墨县复查一起杀人案。在讯问过程中，凶手王小山对杀人指控供认不讳，其供述熟练流畅，与原供述并无出入，仿佛已经熟记于心。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张文涛的注意，然后仔细研究了王小山。看他才二十岁，双手无力，一点也不像杀人犯。恐怕张文涛心里有怨气。在他的反复开导下，王小山终于承认自己受到了别人的惩罚。真正的凶手是屈佩秋，一个富家子弟。原来，王小山有一户人家债台高筑，收了二百两银子。约定王小山做屈佩秋的“顶缸”，告白都是事先约定好的。张文涛为人忠厚，同情王的困苦，又为富商的背信弃义所气恼，于是落笔说：
杀人者死，律法上有定刑，所以惩恶藏凶，提防邪恶。如果有钱买一代，富家子弟会在乎什么？皇法是为穷人设计的，不是为富人设计的。是深情吗？合理吗？屈佩秋因琐事争吵，持刀杀人，其罪无可非议。用200金买一个人的命，藐视王法，这几乎太过分了。如果一个丈夫可以用二百金买一条命，那就有上百万个家庭，可以杀了整个县城。一个案子杀了两条人命还有什么更可原谅的？需要注意的是，之前的杀人还是出于愤怒或者不是故意杀人；杀人后纯粹是为了财富而故意杀人。误杀者可免，故杀人者不可免。屈佩秋应立即处死，处死前贴二百。王小山很努力，但他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他的孝顺是他父母赡养的原因，所以他应该被原谅。……(:010—30000，金霞阁主编，上海中央书店，1934年，第57—58页)
真凶漏网，无辜者受罚，无疑是冤假错案。但与一般的冤案不同，这种冤案是真凶和头号凶手双方合谋的结果，因此翻案的难度更大。比张文涛稍晚一点的陈启元讲述，他的父亲陈傲去年在福建做官，曾在司法局复查一起打架杀人案。这种情况与王小山的情况完全一样。在发现头号谋杀案的原因后，陈傲将案件发回县重审。然而，重审的结果还是一样。此时，罪犯“拒绝翻供”。(陈启源，卷三，《张船山判牍菁华》)陈傲，知道有冤情无法平反，心灰意冷，辞去了骗术局的工作。后人总结说：“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一技之长去平反的人，就更痛苦了！”(李月瑞《庸闲斋笔记》)
两起案件的相似绝不是偶然，这反映了清代中后期“顶杀不死”现象的频繁发生。正如陈启元所指出的，“福建人每年被谋杀的不下百起、几十起，像这样的好人也不少。”(卷三，《春冰室野乘》)道光二年三月，刑部收到广东呈上来的一批杀人案，其中仅潮州府贿赂头号杀人犯的就多达37起。(王先谦《庸闲斋笔记》)道光年间潮州官员郭光启也记载：“杀人是时髦，但被诬告的人，都胆小怕事，不敢交代。他们购买失业的傻瓜，并把他们送到官员那里替换他们。贪利者，捕于法，谓之‘宰白鸭’，可怜矣。”(33，360，010-30，000缕晨光卷)由于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当时的人们对此漠不关心，称之为“宰白鸭”。“宰白鸭”在福建、广东一带很普遍，尤其是福建的漳州、泉州。“在福建张泉和全福，有许多顶级谋杀案。富户杀人，多给穷人钱，反而死。虽有清官，率由他们包揽，所谓‘杀白鸭’也。”(第3卷，共《东华续录道光五》页)
在“打死一只白鸭子”的案例中，凶手贿赂一个孤独的傻子送他去官方冒险，凶手的价值被称为“香火钱”。“死后，别人跟着他继续香火。”(黄卷18，《清诗纪事》)在世俗看来，“打死一只白鸭子”是一种拼了老命也要受伤的意愿，但在当时一个有良知的观察者看来，代替死亡是多么的灰暗！凶狠的“白鸭”何其玉，可怜！郭光启曾写过一首《庸闲斋笔记》的诗，描绘了“白鸭子”的悲惨命运，控诉了社会的不公。诗中说：
刃白如霜，市场争宰白鸭。
宰一只白鸭子，鸭子怎么了？天很蓝，不敢喊。
你要努力为别人去死，却可以剖腹产藏珍珠。
珍珠可以藏起来，肚子就安全了？张的名字叫关，李的名字叫戴。
白天应该是天黑了，鬼会变成大鸟。
有香灯就怕不爱。
你没看到汉朝的包杨救了黄雀，而且继承人是三秀才。
字遣天下，刑官，书必复。
宰了鸭子，让它走。
“宰白鸭”多见于福建、广东一带，或许与当地的战斗方式直接相关。赵翼在《诗娱室诗集》中写道：“闽中的张泉、全荃等地的风俗非常有名，至今仍在流行.人们生活在许多民族中。两个姓氏或互相竞争，经常纠正决斗，会杀死几个生命.战斗前，各族先商定死若干人，到达者的妻子给公物支援。因此，这往往不是凶手，而是自己承认的，虽然酷刑没有什么不同。凡有打架案者，顶杀人率十之八九，其习气如是。”清末周寿昌也在《宰白鸭》中写道：“目前广东、福建为恶之最，但斗殴案件最多，陋习如影随形，极难破除。”
王树汶案：顶凶代罪的典型
清代影响最大的血案是清光绪七年(1881年)发生在河南的王血案。王树文，邓州人，在南阳镇平县胡体安家做杂工。这个胡体安，表面上是光鲜体面的“公职人员”，背地里却在搞抢掠。后来被事主揭发到官府，见形势不妙，胡体安贿赂镇平官员，把王这小子给罩了包。起初拒不配合，但陷害王
不住吏卒的酷刑，又被告知定案后一定不会被判死刑，只得应承下来。县令马翥糊涂颟顸，加之邀功的心情，只当真的抓住巨盗，于是草草定案。被判了死刑的王树汶自然不甘心，于是临刑喊冤，说出为人顶凶的真相。河南巡抚涂宗瀛下令停刑，派人覆讯该案，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在覆讯中，王树汶提出他的父亲名叫王季福，在邓州务农。于是，涂宗瀛指令邓州知府朱光第拘传王季福到案。在这个节骨眼上，涂宗瀛升调两湖总督，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河南巡抚。与新巡抚关系密切的开归陈许道道员任恺（官职比朱光第高一级，但非朱的顶头上司）正是曾负责王树汶案二审的原南阳知府，为了掩饰错案，修书阻止朱光第拘传王季福，朱不为所动。王季福到案后，当堂对质，他果然与王树汶是父子关系。王树汶并非胡体安，此时已是路人皆知，无法掩饰。然而，巡抚李鹤年有意袒护任恺，指使办案人员将王树汶定了个强盗从犯。按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只要是得了财物，皆斩。这样一来，原一审、二审的各级官员都可以免予承担责任。京中河南籍的科道官员风闻后，纷纷上章揭发弹劾。朝廷任命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重新覆查王树汶一案。梅启照虽为一代名臣，然已近暮年，行将致仕，又部下多为李鹤年旧属，因此，经过一番“覆审”，“竟以树汶为盗从, 当立斩, 狱遂成。”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朝廷为厌服众心，指令刑部提审该案。时任刑部尚书潘祖荫高度重视，指派其得力干将、刑部郎中兼秋审处总办赵舒翘主审此案。赵舒翘不负众望，经过数月的调查取证和反复研鞫，终于将冤案的黑幕层层剥去，并代表刑部拟出要向皇帝提交的奏稿。据说，在此过程中，李鹤年的部属曾入都向潘祖荫关说，潘几乎为之动摇，要将赵舒翘的奏稿毁去。赵舒翘坚持不可，对潘说：“舒翘一日不去秋审，此案一日不可动也。”（《春冰室野乘》）最后，潘祖荫和继任刑部尚书张之万采纳了赵舒翘的意见，并以此上奏朝廷。最终，皇帝下旨，王树汶无罪释放，之前审理该案失误的各级官员包括李鹤年、梅启照这样的封疆大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主审该案的赵舒翘成为旋乾转坤的人物，由此吏声大振。值得欣慰的是，一桩冤案由此得以昭雪，正义终于姗姗而至。
顶凶卖命的原因
顶凶卖命在清代为何多发，以致成为命案的常态？仔细想来，恐怕其间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而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重供不重证”的证据制度是顶凶卖命现象的制度诱因。有清一代，“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汪辉祖《佐治药言》）因为清律中规定，除了罪犯在逃，可以“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在一般情况下，“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大清律例·名例》）又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本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责取囚服辩文状。如不服者，听其自行辩理。”（《大清律例·断狱》）制度既然如此，于是实践中承审官员心中只有口供，“一经认实，即为了事，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不暇问亦不愿问也。”尤有甚者，“明知其为‘白鸭’，而亦就供论供，不复穷诘。”（《张船山判牍菁华》，第59页）客观地讲，“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司法实践中，主事者如果不能以职业良知纠正制度之偏，极易酿成冤假错案，可见制度对人的巨大作用。进入民国后，“重供不重证”的证据制度一变而为“重证不重供”，民间的“宰白鸭”现象才渐渐减少。
其二，贫富不均的现实是顶凶卖命现象层出不穷的社会土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笔下唐代贫富悬殊的冷峻写照，也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普遍现象，清朝自然也不例外。清朝的特殊性在于，社会下行的压力与巨大的人口因素叠加，使得贫富不均的问题更加突出。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接近三亿，而到道光中叶，人口更是突破了四亿。在经济凋敝、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人命贱如草芥。然而，土地兼并的进程如脱缰的野马，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道、咸之后，依靠军功起家的湘军、淮军将领们也化身为各地的大地主。湖南湘乡曾国荃拥有耕地六千亩，安徽合肥李家占据的土地竟然达六十万亩之多，河南项城的袁甲三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红楼梦》借刘姥姥之口道出了当时的冷峻世情：“这样螃蟹……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正是这种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使得富人和贫民之间的买命“交易”成为可能。“唯其贫富不均，所以富者可恃富以杀人，贫者束手以待人杀。”（《张船山判牍菁华》，第59页）若这一社会土壤不彻底改良，顶凶卖命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失。
结语
顶凶卖命只是清代司法乱象之一面，回首这段历史，不仅使我们有儆于旧中国的黑暗和腐朽，更会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司法工作的敬畏。正如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所言：“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阅微草堂笔记》卷5）光绪年间的陈惟彦也曾郑重提醒道：“余历任府州县，所讯顶凶案频有之……余为此惧，故不愿久任地方，特书之以戒子弟，切勿轻任法官，万一任之，断不可掉以轻心也。”（《宦游偶记》卷上）
（本文为教育部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传统中国治狱文化机理研究》<项目批号N15140200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