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文科第26届(2)班毕业合影。 　　

　　

　　我的高考记忆（上） 　　

　　

　　谷一 　　

　　

　　刘清说，人生的路很长，但往往只有几步就到了临界点，尤其是人年轻的时候。高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 　　

　　

　　两年内复读三次高考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时隔近30年，我对高考的记忆依然清晰。第一次高考是1989年，第二次是1990年，第三次是1991年。 　　

　　

　　对于我们农民子弟来说，高考是“鲤鱼跃龙门”最重要的途径，也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天之骄子”的无限荣光，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诱惑，让我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滚滚洪流中的一员。高考命运的改变是如此直接而现实；如此残酷又如此幸运。 　　

　　

　　“你个子小，体力重，农民一年到头累了也只能闭上嘴”。没文化的妈妈经常唠叨，要么当农民，要么考试。当兵个子不够高，所以我没有第三条路。 　　

　　

　　为了摆脱“浑水”，吃上“国粮”，全家人都把高考作为改变命运的头等大事。1989年，我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第一次高考，7月6日失眠。第二天，我走进考场，头又肿又晕.那年7月7日到9日，那是决定我一生的三天。 　　

　　

　　那一年，我26岁的文科班(2)50多人，只有几个应届毕业生考上。我班第一第二名考上了湘潭师范大学。我以十分之差落榜。当年，我不敢上重点大学，也不敢学好专业。只要我不是农民，我就可以上中专，当农业技术员或小学老师。当时数学满分120，我离过72还很远。落榜的命运只能无奈接受。复读，这是一个毫不犹豫的决定，也是一个不甘心的选择。一中有复读班，但复读费200元左右。金钱困扰家庭。 　　

　　

　　是我爸爸为了逃课免复读费的策略，和一中的于标老师商量的。我妈姓段。按辈分，段小姐是我舅舅。我大舅在县城上班，和段老师很熟。段老师正好是高二27文科(2)班的班主任，他很乐意我插嘴。为了掩人耳目，段老师让我把名字改成“谭平”，去掉中间那个代表辈分的字。不要改名，不要改姓。为了省钱，我改了名字。 　　

　　

　　 　　

　　

　　前排的是段玉彪老师，他为了把麻阳列为少数民族县做了很多努力。 　　

　　

　　 　　

　　

　　我与段和黄千福合影。 　　

　　

　　今年也是两个文科班。我的二班是“差班”，我的一班是“优班”。班上有些人瞧不起我，认为我是个失败的学生。我喜欢和同学在教室外的走廊里聊天，特别喜欢背对联。至今两句话还历历在目：“两只猿猴在半山腰伐木，一只小猴子怎么会说一句话？”马一旦陷进泥里，老畜生就出不了问题了。”“天作棋盘星为子，谁敢下；当琵琶路是一根弦，哪一根都能弹”。越是这样，越给同学留下“吹牛”的印象。 　　

　　

　　我也沉迷于下棋，和很多同学一起玩。象棋的“胜利”冲淡了落榜的失败。为了提高我的棋艺，我努力学习，刻苦练习。经常去高村兴隆街的茶馆找师傅。其中一位老者，满头银发，看起来像是仙风道骨的“大师”，棋艺高超。他和别人下棋，围观的人很多。 　　

　　

　　我经常挤进人群专注地看他下棋，也特别喜欢听他的点评。他还设置了一个残局来挑战许多人。有时候，我主动求教，他虔诚的态度让他感动，他给我指点迷津，我不断提高棋艺。再跟同学，大部分都不是对手。 　　

　　

　　当我加入这个班级时，我留了下来 　　

　　

　　有些老师的课太乏味了，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经常逃课，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沿着与晋江平行的路。记得有一天，阳光明媚，笔直的马路两旁是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树叶金黄，让人心旷神怡。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唱道：“在那节车厢里唱一首歌，我是多么快乐。一条路通向远方，平坦而宽阔……” 　　

　　

　　 　　

　　

　　谭永明叔叔把他的自行车给了我。 　　

　　

　　飞扬的心情，高考失败的沮丧暂时抛到九霄云外。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专程去了雁门乡龟甲村滕故居。那时候故居还没修，墙都破了。一棵高大的柚树静静的矗立在废墟改建的菜园里。带着对家乡历史人物的浓厚兴趣，我四处看看，问一问，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我也骑车去凤凰城玩了. 　　

　　

　　时间过得很快。1990年7月，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当年班里50多个学生，只录取了两个应届毕业生。我在孙山以十分之名。就连我们的女班长，平时成绩最好的，也以几分之差不及格。那一年，我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和女班长结婚了。现在，我经常跟老婆说，她是我轮班最大的收获。 　　

　　

　　高考分数线公布的那天，父亲刚好去了县城赶集。他挑了一担麸皮去卖，没卖出去，心情不好。当我得知我又没考上的时候，他去学校问我的情况，老师让我逃课下棋。 　　

又告诉时，父亲心中大不快。

　　

二十多里路，父亲饿着肚子挑糠回家，这可能是他最沉重最漫长的一次回家。他穿着一件早已败色的蓝背心，一条秋冬穿不透气的蓝裤子，裤腿高高地卷在膝盖之上。父亲脸色阴沉地回到那个叫“冈夹冲”的家。狗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情，摇着尾巴迎接父亲，没有平常欢快的叫声。

　　

我正好与弟弟在屋檐下“杀”象棋，看到父亲脸色不对，立即停止。低声的怯怯地叫了一声“爹，你回来啦”。父亲没有应答，将箩筐一放，一个箭步冲过来，一把抓起红格塑料棋盘，整个抱住黑底嵌红字的牛角象棋，愤怒地将象棋一把甩向门前柑桔园，“车、马、炮、帅”噼哩叭啦地落入杂草中。“你们还有心下棋，让你们下！”父亲的话，像重重的耳光打在心上。

　　

　　

又闷又热，让人窒息。母亲一下懵了，赶紧给父亲舀一瓢凉水。父亲一饮而尽，随后把木瓢重重地甩回桶里，水花溅得老高，碰撞之声回荡在灶房。

　　

母亲接着给父亲端了一碗锅巴稀饭。父亲默默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喝，那声音格外沉重。

　　

我默默地站在屋檐下，大气不敢出，小腿不敢挪。

　　

那一年我第二次高考，弟弟是第一次，两个参加高考，双双落榜。弟弟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加上高考时感冒发烧。老师为他惋惜，父亲觉得他情有可原。怨气主要是冲我来的。

　　

当晚，我与父亲又共睡一床，并且是同一边。当煤油灯吹灭时，土砖房顿时陷入一片沉沉的黑暗中，挂着满是补丁的黑色蚊帐，感到透不过气的压抑。

　　

夜虫在土墙角落里不知疲倦地鸣叫，更让人烦燥。

　　

　　

我侧着小小身子弯弓般睡，紧贴床沿脸朝里面，纹丝不动，内心翻江倒海，愧疚、失败、迷茫………

　　

身心疲惫的父亲咳嗽几声，叹息几下，就沉沉地睡去了，他的鼾声大，身上汗味重。

　　

那一年，哥哥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兰里中学。这让父亲感到一丝欣慰。

　　

哥哥还在读大学时就曾写信鼓励我复读时一定发奋，为自己争前途，为父母争光荣。

　　

记得在一封信中专门问我准备考哪一所大学？我说想报考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哥哥期待我的捷报。

　　

　　

第二次高考，连最低的录取线都未达到，还奢谈“中南民院”。那年暑假，我发现哥哥也变了似的，不再亲切地叫我“平”，而是以“中南民院”的绰号称呼我。他动不动吆喝地叫，从语气和表情看，分明是一种讥讽挖苦。“中南民院，你去挑水！”“中南民院，你去砍柴！”，精神上的伤口一次次被撕裂，落榜的失败一次次被羞辱……

　　

有一次我怒目而视，拳头紧握。“你再敢叫我一下，我就对你不客气！”，“不用功，爱吹牛皮，到处玩还说不得！”“中南民院”哥哥真的重复了一遍。

　　

我冲上去就打他。他拔腿就跑，高高的门槛时，前脚刚进，后脚未进时，铁拳重重地砸在他背上。他震惊了，却没有跟我对打，眼泪涮涮地直流，伤心惊恐地看着我。我双手不停地抖动，眼泪汹涌而出。

　　

听到父母的脚步声，我们赶紧擦干泪，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又恢复了平静。从此，不再理睬对方。

　　

从那后，对家里的农活，我总是主动地干，起早贪黑地干，超负荷地干，那简直是一种自虐，不断折磨自己的肉体，以减轻灵魂的负罪。母亲要我戴斗笠，我总是不愿意，让自己曝晒在阳光下，晒脱皮了，洗澡时不断用手去搓，一层层地掉。蚂蝗叮在小腿上，听之任之，不用稻草把它刮掉，任殷红的血流。

　　

那年双抢，无论是割早稻，还是插晚秧。我主动划分区域，进行分工“竞赛”，独自一组单干，故意让哥哥、弟弟、妹妹三人一组，把稻田分块后，让他们先挑，然后开始一场完全不对等的PK。

　　

主动提出与父亲抬打稻机。父亲说我抬不动，我偏要抬。他就让我抬后面，有一次我趴在水田里，把头伸进打稻机后面，父亲在前面用肩膀往上一抬，由于我没有与他同时用力，我的头被压在稻田泥巴里，半天没起来。

　　

父亲感到不对劲，马上放下，绕到后面，双手抬起打稻机，把我“解救”出来。看到我满脸泥巴时，父亲用他粗糙的手一边给我擦脸，一边心疼地叹息，父亲的手充满着汗味和稻草的混合味。

　　

“农民不是那么好当，你个子这么小，这份苦怎么受得了，去烧炭更吃不消！最好是考出去。”父亲每说一句话，我就点一下头。

　　

父亲叫叔叔来抬。暮色中，叔叔与父亲一高一矮，抬着打稻机一弯一拐，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山路间，我跟在后面，看不见他们的头，只见暴着粗大动脉的四条带泥巴的腿有节奏地挪动。

　　

　　

父亲还是那件败色的蓝背心，上面已有一层汗水蒸发后的淡淡盐粉。叔叔那件黄色的背心印有“黔阳师范”的红字，也完全被汗水浸湿。

　　

放下打稻机，他们脱下背心擦脸，随后双手一扭，汗水顺着背心哗啦啦往下直流。他们上身黑白分明，背心遮着的部分相对白点，其余是古铜色，对比十分鲜明。白色部分正好是穿背心的印子，那印子一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

　　

金色的梯田又重新绿油油的。父亲坐在田埂上，看着长势喜人的晚稻，充满期待。那一年的早稻产量不高，他把希望寄托在晚稻上。

　　

　　

那段双抢的日子，他带领全家拼命地劳作，心怕错过节气。务必在立秋前把晚稻插完。过了立秋，推后一天插晚稻，收成将相差很远。

　　

人生的路上也有“节气”，错过紧要处，命运将完全不一样。父亲说不出这样的话，他用抢农时的紧迫感，诠释了这样的道理。

　　

为了我的人生有个好收成。他决定继续让我去复读。我和弟弟两个人的复读费，又让他犯难了。

　　

临近九月开学的一天，在叔叔屋后的水泥晒谷坪。如水的月光下，晒谷坪上的风车、晒谷簟等，仿佛镀了一层银。

　　

　　

立秋后的风清爽凉快点了，父亲和我的影子在月光下拉得长长的。他特意把我单独叫那里，仿佛有重大的事相商。

　　

先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再说，这已成为父亲多年的习惯。“平，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父亲终于郑重地开口了。我先是怔了一下，什么人生大事啊？

　　

“今年你到三中（民族中学）去复读，段老师老婆黄老师在三中教书，黄老师告诉我，按你的分数线到三中免收复读费！”父亲觉得这既复读又省钱，也是明智无奈的选择。

　　

“好吧。”我只有答应。我哪有资格讨价还价。三中不能跟一中比，那里的整体教学质量和校风都要差些。

　　

谁要我不争气呢？两次都没考上。如今弟弟到一中复读。能让我再复读，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没那么多钱给你交伙食费，你去兰里中学找你哥哥。他已有两个月的假期工资。你去找他要点生活费，米自己挑去，碰到泸溪浦市去高村火车站的车搭顺风车。”父亲详细交代。

　　

第二天，父亲把用蛇皮袋捆扎好的一担米给我准备好了，我自己收拾好书包，踏上第三次复读之路。

　　

“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感谢温暖我的人。”多年后听到刘欢唱这首歌，我泪流满面，非常切合当年去复读的心情。同行的还有去一中复读的弟弟，父亲帮弟弟挑米，一直送我们到山下的马路。

　　

分手时，父亲把一大把毛票紧紧捏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在嘴唇上先沾点口水，再次仔细清点一下，然后给了弟弟。父亲昨晚在煤油灯下点过一次钱。父亲一再交代弟弟妥善保管好，一到学校先把复读费交了。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了，只能给你两元。到县城后，先把米放在梅水桥熟人那里，再坐汽车，到兰里中学找你哥哥。到兰里只要1元车费。”父亲一脸的无奈。接着又对我说：“再不能贪玩了，把棋戒掉。事事不过三，你一定能考上”。

　　

我和弟弟沿着马路前行。到了拐弯的地方，我们习惯性地回头，这一次没有看到父亲的背影。

　　

两个儿子落榜让父亲不仅感到经济的压力，更觉得在中寨坪当地人面前没有脸面的精神压力，更为我们未知的前途感到担忧。

　　

父亲作为村长，搞计划生育，代收上缴款，调解纠纷等等，难免得罪一些人。有的“红眼病”巴不得他的几个儿子都考不上大学。

　　

我们家个子都不高，有人曾讽刺调侃地说，他们家只要一个人，可以把我们全家挑走！父亲反击道：“我儿子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你们全家都挑不动！”听到父亲讲这些时，我既气愤更感到压力山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