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作者：容新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
如果你开了酒吧。
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做好古籍工作，保护、继承和发展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延续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特别开设了《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专栏，以探讨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出版以及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从而促进古籍事业的发展。
在东西方的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很早就注意书写的国家；与印度和伊朗的文明以史诗吟唱和经典背诵为主要交流方式不同，中国人更相信书面文本，以文本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文明。中国是最早发明纸的国家，纸为书写提供了廉价实用的书写载体。与羊皮、竹简、石板、青铜器相比，它可以书写更丰富的内容，承载更多的文字。而且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让书籍和文本可以通过印刷的方式大量复制，使中国的经典比世界上其他文明更早大量复制并广泛传播。另外，中国还是一个喜欢藏书的国家。所有的政府官员、学校、寺庙和个人都喜欢收藏书籍。历代都有公私藏书，藏有大量书籍和典籍。这些公私机构还组织书籍的复制和印刷，使中国古籍得以保存并不断更新。所以，时至今日，国内外都有大量的中国古籍，其中不乏善本。
而散见于国内外的古籍需要信息收集、编目、整理；通过研究，确认价值；重要的经典要加标点，校对，出版。古籍中的一些精华需要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广为大众所知，甚至翻译成外文在海外推广。正因如此，有一批古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者多年来对古籍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古籍整理工作取得的成绩，从宏观上对今后的古籍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无疑对今后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借此机会，我也想根据我多年从事古籍工作的经验和我所熟悉的领域，对今后的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提出一些展望。
古籍数字化是重中之重。
因为相当一部分古籍是善本，作为文物，要妥善保管，所以一般不会轻易展示；而且古籍的数量一般都很大。从这两个特点来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保护和利用古籍最好的方式就是扫描和存储。而且我们有最多的标点古籍，所以我们有最好的条件进一步数字化。现在有的单位扫描古籍很积极，有的单位很慢，有的单位拒绝扫描。然而，数字古籍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数量还赶不上个别民营企业的成品。这需要国家的投入，也需要国家层面的组织和命令。如果能像《中国古籍保护计划》一样，对公共单位进行数字化的输入和要求，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我已经发布了文章《数字化关系到国家命脉》(2019 . 12 . 20，《中国文化报》)，希望将此事上升到国家层面推动。
古籍整理要出精品。
到目前为止，我国古籍的研究和出版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中，我们有《资治通鉴》，24史《清史稿》，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新编诸子集成》。但也不能说一些重要的古籍经过多年的整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理。近年来，无论是提交给高校古籍研究委员会的古籍整理项目，还是提交给全国古籍规划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的出版项目，很多都不是作家的重要文集，甚至是地方圣贤的著作、地方志和一般医学书籍。不能说不需要整理。从我们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有些书可能有其特殊用途。但就整个古籍而言，还是要选择中国古籍中最好的，在标点符号之外做深入的注释、研究甚至翻译。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规划和推动。
海外古籍的调查与整理
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古籍流散海外。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许多珍贵古籍被殖民强盗掠夺一空，成为中国文化的“悲情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海外古籍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了解。多年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大量的海外古籍被调查得一清二楚，其中不少甚至以影印或标点的形式整理出版。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古籍收藏是前期工作的盲点或不足之处，如俄罗斯收藏的中国书籍和日本的私人收藏。我觉得欧美小国也有一些收藏，没有系统的考察过。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调查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斯卡奇科夫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非常珍贵的文献。上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归还了64卷《清史稿》，从中可以推断其收藏之丰富，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从丝绸之路的研究来看，明清时期也有大量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收藏在曾经由海路来到中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丹麦等地。我们要像敦煌写本一样，对每一类、每一张纸、每一个片段都进行调查记录，以便摸清底细，做进一步的整理规划。
敦煌文献的深度整理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悲情史，因此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1980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几部主要敦煌文献以微电影的形式出版发行，引发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热潮，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后出版了大型目录，优于微缩胶片，极大地促进了敦煌文献的整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量高清彩色照片在互联网上发布，这使得
先前以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版为依据整理的敦煌文献，有进一步深度整理的必要。但目前还有不少敦煌文献没有数字化，比如倡导“国际敦煌项目”（IDP）的英国，就没有把英国图书馆的藏品全部上网（不到一半），所以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与此同时，敦煌文献作为写本文献，其整理的方法与传统以刻本为主体总结出来的校勘整理方法并不完全一致，而与今日新的“书籍史”“写本学”“古文书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需要吸收这些学科的成果，对敦煌文献做出“深度”的整理，并为敦煌学之外的学界提供把握敦煌文献的工具和“善本”。新疆吐鲁番、库车、和田以及内蒙古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既有写本，也有刻本，也应纳入与敦煌文献相同的整理工作当中，因为它们之间都拥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有时候必须放到一起整理，才能够做出一个完整的文献，比如郑玄的《论语郑氏注》，不可能把敦煌和吐鲁番写本分开整理。相对来讲，吐鲁番文书的收集、整理，特别是数字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只有在这些工作充分完成以后，吐鲁番等文献的整理才能达到一个与敦煌文献相匹配的高度。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汉籍的整理，又包含着中华文化在西域地区流传的另外一层重要意义。
民族古文字文献
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民族古文字文献，也是今后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点。这方面过去受到材料和语言人才的限制，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是落后于欧美、日本。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已经在多种民族古文字的解读、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各国收藏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也在陆续出版，这些出版物由于晚于汉文文献，反倒有些直接出版了彩色高清图版，而国外也有一些网站在上传民族古文字文献方面较汉文文献更为积极，所以在材料方面甚至更胜一筹。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这些梵语、龟兹语、焉耆语、于阗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叙利亚语、藏语、回鹘语、西夏语、蒙古语等各种典籍中，有些译自胡语，有些翻传汉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珍贵文献，其意义甚至较汉语文献更为重大。这些文献的系统整理，包括图版刊布、文本转写和翻译、规范出版，将极大丰富我们的古籍整理内容，也会大大充实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内涵。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8日11版）
来源：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