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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融无忌
继罗志祥之后，中信银行的时间管理再次登上热搜榜。
7日凌晨1点，其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
翻译一下，网上爆料的都是真锤，我们觉得很愧疚(这次居然发现了)。我们已经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罚(纯属个人问题，银行系统不负责任)，并向迟迟道歉(算了吧)。
纵观整篇论文，卧薪尝胆，认清铁锤的柔软，结合不动声色的甩锅艺术，主动认错，树立光明磊落的形象，实在是极为不利环境下的企业公关典范。
可惜公关的效果毕竟有限。可以预见，这个负面消息带来的蝶变不会就此止步。
在这场无形的舆论对抗背后，池池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但战败的一方可能要失去被银行业视为第二生命的声誉体系。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信银行盘中股价已小幅下跌。
与资本市场支撑的平静相反，在互联网的另一边，关于中信银行的玩笑和批评已经如火如荼。
甚至有人翻出几年前的报道和司法判例，暗示中信银行有着悠久的披露客户信息的传统。
在此起彼伏的猛料下，网友们还调侃说：
“中信银行建议改名中国银行，因为‘信’没了。”
在舆论爆发的背后，中信银行的这种行为实质上破坏了银行一直努力与客户建立的信任关系。在银行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种信任关系一直是行业不断进步的基石。
从中世纪坐在威尼斯码头板凳上的第一代银行家，到如今西装革履、走进豪华写字楼的金融精英，银行业的模式和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它在声誉金字塔顶端的位置。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说，“银行家的职业和财富不是金钱上的数字，而是父子之间代代相传的声誉。"
这种信誉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及时付款，还包含了一些更深刻的细节：跨越时空的票据承兑，资产的妥善保管，以及背后的深层逻辑：
“永远站在客户一边。”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了摩根银行受到华盛顿和伦敦权力结构青睐的原因后，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摩根与其说是一家银行，不如说是一个系统。在这种体制下，声誉成了最关键的因素.华尔街上比摩根规模更大、资产更多的银行有十几家，但就信任、善意、诚实和客户第一的原则而言，摩根是独一无二的。”
这在国内银行业也有体现。
在中国，个人账户信息本质上是“双重保护”的。一方面，它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是宪法和刑法承认的公民权利。账户查询只能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刑事侦查等司法活动下进行。另一方面，作为金融业传统信贷服务的一部分，受到银行利益等多方面的庇护。
两者相比，后者有时甚至高于前者。
在网上简单搜索一下中国的裁判文书就可以发现，各大银行因拒绝配合法院执行而被罚款的案例多如牛毛，从拒绝提供被执行人的开户资料，到拒绝配合被执行人账户的扣款。罚款金额五花八门，涉及的单位也普遍存在于建设、农业、工商和地方商业银行。
虽然不那么“政治正确”，但从欧美到中国，保护客户信息甚至一定程度上“不服从”司法的现象，虽然不符合法律法规，却是银行内部货真价实的“荣誉勋章”。
在此基础上，中信银行的出现似乎成了一股清流，改变了银行间无休止的“信誉竞赛”，将整个行业拉向了“比坏还坏”的轨道，一骑绝尘，勇夺冠军。
回归中信银行的丑闻本身就不同于司法机关等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收集。这一事件本质上更类似于银行“大客户”对“小客户”的权益侵害。
与拒绝配合法院保护“大客户”不同，后者的性质在各方面都更恶劣。
被银行罚款，从纯粹的商业角度来说，本质上是一种赔本的关系维护，就像过节送贵重礼物请大客户吃饭一样。虽然不是法律所提倡的，但并没有超出“成本-收益”的循环框架，仍然是可控的。
池子事件暴露了中信银行对这一框架的破坏。证明该行下属至少有一家支行，不惜牺牲中小客户的权益来“讨好”大客户。在这个过程中，本应由银行支付的“灰色成本”被直接转嫁给了客户。相应的，银行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完成了客户留存。
在此基础上，这个看似零成本的小动作也暴露了中信银行在博弈过程中的被动。
毫无疑问，存款对于任何一家银行来说都是极其关键的，这一点在《资本论》中有明确的表述：
对于银行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存款。
对于许多年长的银行从业者来说，更是如此”
存款立行”的说法。而翻开《商业银行法》，不难得出结论，存款目前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它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强制性监管指标形成对贷款规模的直接约束。
另一边，源自WIND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29家A股上市银行存款总额为107.25万亿元，贷款总额为85.33万亿元，存贷款比率平均值为76.99%，这之中，中信银行以98.12%的存贷比高居第二。
这意味着，同样接受了1亿元的存款，中信银行增加的贷款数额将较一般上市银行多出整整2113万。
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中信银行如此执着于“讨好”笑果文化之类大额存款客户的原因所在。
而在那之外，源自财报的另一组数据也旁敲侧击的点出了该行内部“特权客户”存在的可能性。
2019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截至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客户总数已经达到了9504.76万户，其中，中高端贵宾客户突破80万户，然而，这一批仅占客户总数0.84%的群体，委托给银行管理的资产总额竟高达9561.73亿元，占据了该行资产管理总额的48.35%。
有这样一批足以“绑架”银行的VIP客户的存在，倘若制度管理出现些许的漏洞，像池子这样的案例，恐怕难以杜绝。
上述之外，中信银行此番一系列的违规操作，看起来更像是呼应了比尔盖茨23年前的那一番预言。
尽管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线下银行业的发展依然如火如荼，短期内难以看到消亡的可能，然而与此同时，高速迭代的新兴技术也正在不断冲击传统银行业摇摇欲坠的壁垒。
面对可以预见到的数字化变革，环绕于人们手机屏幕前的支付工具，支撑线下银行庞大规模的理由正在呈现难以逆转的削减趋势。
面对未来，或许正如杰姆斯汉考克在《消失的银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假以时日，银行必将被彻底改变。”
然而对于这种改变的最终结果，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态度依然是开放的，银行业究竟将被淘汰，还是借助于技术和理念的变革重获新生，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这之中，除了数据转型、创新投资等一系列措施之外，汉考克为当下银行业找到的唯一存在理由，便是客户。
他相信，银行只有将目光从产品重新回归到客户的身上，这一组织才能真正基业长青。
而正如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一围绕客户构建组织的关键之一，仍然是彼此的信任和客户至上的原则。
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已经被另一个组织所印证――瑞士银行业。
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瑞士银行业持有的境外财富为2.4万亿美元，为全球最高。尽管这一数字正在被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不断拉近，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调研指出，到2021年，瑞士仍将以24%的份额牢牢占据境外最大的财富中心名号。
而提到这一庞大的财富集团，高度为客户保密依然是首先浮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加尔文教派所主张的私有财产保密，到1934年通过的保护客户私隐，禁止泄漏银行客户资料的瑞士银行法。瑞士银行业一贯以来对于存户资料的保护，成为了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商业世界里历经百年的通行证。
在瑞士，银行雇员公开存户资料可以被判入狱。不少银行与员工的保密协议更是终身制，离职后都有责任保密。尽管这一准则所带来的避税和洗钱风波难以为法律所阐明，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的，某种程度上胜于法律的威力。
当然，对于国内银行来说，这样极端的保密法则未必有存在的必要，但其背后所蕴含的信誉准则，仍然值得每一位银行从业者的思考。
这或许也是中信银行此番丑闻背后，唯一的积极意义。（本文首发钛媒体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