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出口海外始于唐代越窑，正式形成规模和体系是在南宋，到了元代大到“中国”开始指代中国，到了明代又达到一个高潮。 　　

　　

　　从唐代开始，余姚的上林湖后来居上，基本上成了越窑的代名词。余姚今属浙江宁波，绍兴上虞以东，即“耀州”，武德在此任越州总督四年。这说明从唐代开始，越窑的生产中心开始东移到现在的宁波地区。唐代发现越窑遗址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唐代鄞县，即现在的宁波市鄞州区，在余姚以东。月瑶产地的这种明显东移，无疑指向了宁波的入海口。也就是说，从唐代开始，瓷器的运输水路不再局限于内河，而是发展到了海上运输。同时也说明唐代越窑青瓷一定是开始出口海外的。唐代宁波(通称明州)作为出口口岸的萌芽，无疑是宋代明州海运公司的起源。也是元代以后福建瓷器和广东瓷器的历史起源地，是依托外销口岸形成的。 　　

　　

　　 　　

　　

　　挣世界的钱 　　

　　

　　绍兴十一年，宋与金媾和，宋以50万(白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和放弃中原的代价获得“和平”。这个价格比廖之前的成本高了67%，但和当年相比，土地几乎少了一半。同时，半个国家要支撑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也不小。惠宗大观四年，宋代户籍人口2088万。绍兴三十二年皇帝退位，宋朝户籍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万。看来，半壁江山确实等于半壁江山。但是，一半国家的人还是要承担几乎整个国家的成本。就这样，形势逼得南宋朝廷比北宋朝廷赚钱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只是评价南宋的统治阶级。他们和其他时代的同龄人一样，没有打着人民的主意去“竭泽而渔”。相反，他们继续挖掘商业潜力，开辟新的贸易途径。这条新路就是开放外贸，取得外贸税。 　　

　　

　　宋代海外贸易主要由市舶司管理，全称市舶司，其职能在《宋代食货志》中有所描述。《宋史卷一百六十七》 : 　　

　　

　　提举市舶司：掌管舶来货物和船只的收集和交易，久已有人远道而来。 　　

　　

　　这一机构设置在宋朝控制下的沿海港口城市，最初的职能主要是管理进口，即管理“蕃货、船只的征集与征收”等事务。其组织在宋代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元佑之初，福建路就设在泉州。大观元年，浙江、广州、福建的船务官重新设立.建言之初，闽浙航运部划归航运部，不久又重新组建。绍兴二十九年，朝臣曰：“闽、广南各置一州，浙、浙之船造五里。”大道之初，官员还说，浙江两省推动贸易公司解决刮伤问题。他们说，福建和广南都有贸易公司，货财广阔，任命官员提拔是合适的，但浙江两省是多余的。从中。还是委托一一知州、法官、知府、监工，交通部门缺人。 　　

　　

　　宁波博物馆收藏宋代明州船公司官证。 　　

　　

　　一般来说，宋代的主要贸易办事处位于两条浙江路，即广南东路和福建路，具体为温州、明州(宁波)、秀洲(嘉兴)、泉州和广州。浙江路贸易公司被关闭后，主要的对外贸易管理港口 　　

　　

　　贸易公司的收入看似不小，但宋朝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 　　

　　

　　南方和三线航运公司收入颇丰，但金、银、铜、铁、海运损失惨重，尤其是铜钱。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净流出必然是由于贸易逆差。说白了，买别人的东西远不止卖。这无疑是危险的。因此，南宋朝廷采取了极其重要的措施。《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 　　

　　

　　(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朝臣说要用金银购买，放了可惜，下令公司停止使用丝绸、织锦、珐琅。 　　

　　

　　即宣布国际贸易结算将采用易货方式，用于支付进口价款的国内货物为丝、绸、锦、绮、瓷、漆器。我们不知道南宋采取这一措施是否只是为了遏制金属货币的流失。但在南宋的对外贸易中确实起到了很强的作用，可谓事半功倍。同时也为未来6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顺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此举意味着宋朝把自己的内需强行变成了别人的内需，也就是自己的市场。 　　

　　

　　宋代因为内需，大量进口“香货”。当纺织品和瓷器作为支付的主要结算工具时，一方面保护了国内的金属货币不外流(宋代大量发行纸币，一旦贵金属外流，纸币就失去了充分的抵押品，国内经济体系就会大乱)；另一方面，强行出口国内商品，相当于将进口额转化为国内相关产业的销售额。不仅贸易逆差瞬间消失，国内经济总量也立刻出现了相应数值的增长。况且作为国有垄断企业， 　　

一定可以在这两次货物转化中给朝廷赚取极高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强行培养了中国商品的海外市场，特别是瓷器消费市场，可以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当时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瓷器消费习惯，因为瓷器过于贵重而他们又不会生产。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中，记述了登流眉国，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 。在波斯国（今伊朗），只有国王才用得上瓷器来盛饭。渤泥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记载，他们饮食也不用器皿，用树叶一捧就开始吃，吃完就把树叶扔了。这些瓷器贸易的广大“处女地”，就因为嘉定十二年的这个举措，而得以被开垦。瓷器因易货而输入各个地区，自然从当地上层开始培养出瓷器的使用习惯，从而开拓出极为广大的市场。从元代到明、清，中国瓷器成为风靡世界的商品，成为中国的贸易利器，甚至“china”最终变成了中国的名称，都应该溯源于南宋朝廷的这一决定。

　　

《诸蕃志》一书的著者是赵汝适，此人本职就是福建路市舶提举，因此此书就成为研究南宋对外贸易的最完整文献。书中列举了大量用瓷器进行“博易”的贸易项目，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有十五个，包括如今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坦桑尼亚等。涉及的瓷种主要有青瓷、青白瓷、白瓷等。这些项目所带来的巨大订单，就让这些瓷种的产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龙泉窑。

　　

南宋在温州设立市舶司以后，为龙泉产品的外销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龙泉窑群大都分布在瓯江水系河流两岸，大量的青瓷可以沿着瓯江、松溪顺流而下运抵温州，再由温州市舶港运销海外。两浙路罢市舶司后，龙泉窑产品继续通过泉州市舶司外销。据统计，其外销的国家有日本、朝鲜、埃及、菲律宾、越南、缅甸、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南也门、斯里兰卡、巴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苏丹、坦桑尼亚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北非的埃及，是出土宋代龙泉青瓷最多的国家。龙泉瓷到了埃及也就意味着到了地中海沿岸，跨越地中海就是欧洲。这离元代龙泉青瓷在欧洲上流社会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瓷器代表已经只有半步之遥了。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刻花粉盒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龙瓶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刻弦纹瓶

　　

龙泉青瓷引领的对外瓷器贸易，不但让它本身成为最大的瓷系和青瓷掌门人，也带动和催生了福建路瓷系的诞生。现在中国瓷器的另一主产区福建，就在此时起步。应该说，当中国瓷器开启了销往世界这一新时代时，龙泉窑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也因此，在景德镇这个“瓷都”出现之前，龙泉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瓷都”。

　　

以上的事件及其引发的制度变化皆发生于元初，也就是从最早的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到最晚的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之间的34年间。这样，从元初开始，元朝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外贸体系，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这个体系管理和支撑了愈发规模庞大的对外贸易。这种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中，瓷器是绝对的主角，元帝国也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瓷之帝国。